刘国文2019-07-14 10:15:13

                           中国社会结构演化史

一、变化历程: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实行的都是比较单一的制度和体制,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是否曾有过一个制度多样化的时期呢?别的国家或地区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似乎确实有过这么一个多样化的时期。

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大约有两个分水岭或转折期,一个位于炎帝黄帝到尧舜禹时期,一个位于东周到秦时期。炎帝和黄帝之前的中国大地大体上是一个千万部落或群体共存的自由社会。尧舜禹之后的夏商周是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所以,从炎黄到尧舜禹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转折点或转折期,其间中国由无政府的自由社会过渡为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

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东周初期。其后经过春秋战国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国家数目越来越少,直到秦朝变为一个国家。自秦开始直到现在,中国一直都是中央集权、制度单一的国家社会。所以,由东周(或曰春秋战国)到秦是中国的第二个转折点或转折期,其间中国由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过渡为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

因此,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中国一共经历了三种主要形式的社会:一个是无政府的自由社会,一个是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一个是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其中,社会的多样化程度在大部分方面都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中再到低、由“万”变为“千”再变为“一”的过程。在无政府的自由社会,由于各个群落或部落的独立、自由,各个部落都有自身的观念、习俗,都有自己发展起来的教育、生产、科研、生活、社交和组织模式。同时每个群落或部落内部也由于其组织、结构上的宽松和自由使每个人都有最大的个人自由,从而使各个群落或部落内部也都有很高的多样化程度。因此,无政府的自由社会具有最高的多样化程度,在方方面面都有最大的多样化。

在进入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后,中央王国对各个候国的控制比较松散,除了对统一的军事行动有严格的要求外,王国与候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王的责任之一是监督候国的国君勤政、爱民,实际上是以此保证各候国始终附属于联邦、遵守联邦的各种约定,使各候国在王的监督下能相安无事。王得到的好处是各候国的进贡,其实这些进贡也都是象征性的,数量往往都不大,而且王在收到进贡后还要回赠。因此,进贡和馈赠也仅仅是维持联邦存在、使候表达对王尊重与服从的手段。

在这种松散的联邦社会,社会的多样化程度比无政府的自由社会时有所下降。这一下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上的政治观念统一为:上忠于王、中服从君、下听从乡长。另一个是由候国取代了原来的群落和部落,使社会上独立群体的数量大为减少,而且候通过乡长对民众的控制要比部落首领对民众的控制更严格一些,使民众的自由大为降低。

即使如此,由于王国对候国的控制主要是名义上和形式上的,各个候国仍有很大的自由度,基本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由地发展。同时,各个候国的国君以及地方长官对百姓的约束与以后的情形相比也算不上真正的严格,民众还是有较大的自由的,他们的生产、生活等很少受到国君和乡长的干扰。因此,在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民众仍有较大的自由度,社会仍有较大的多样性。实际上,民众的自由度与社会的多样化程度往往是正相关的。

到了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社会多样化程度则出现了急剧减少。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由于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在各个朝代或年代都大同小异,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可以大致明白。在这种社会,国下面就是家,国拥有所有的权力,家严格地处于国的控制和限制下。国要求家都完全服从国,所有的家都要和国的要求一致,从而所有的家都基本一样。由于所有的家都基本一样,所有的人在言行、生活和观念上也就自然都基本一样了。

所以,进入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后,在一、二百年之内社会的许多方面就都基本单一化了。剩下的寥寥几个方面(如语言等)只是由于统治者认为无关紧要或不屑一顾而幸免于难,但现在随之通讯和交通的发达也正在被单一化着(如推广普通话)。

我认为,如果说在无政府的自由社会,社会的多样性(多样化程度)为“万”,到了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则变为“千”,而到了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则变为“一”。 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多样化程度少到不能再少的社会,一个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基本上单一化的社会。

以上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世界上其它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情况应该大都与此大同小异。总的说来,社会多样化程度是随着独立个体和群体(如独立的个人、家庭、群体、部落、国家等)的数目的减少而减小的,也即是随着联合、合作、合并、兼并、统一的不断进行而减小的。合并和统一并不直接导致多样化程度的减少,但合并和统一后的追求一致和相同会导致人们的行为模式与道德观念和社会的风俗习惯与社会模式等方面日趋相同,从而导致社会多样化程度日渐减少。

就已有的历史记录和我们周围天天发生的情况和渐渐出现的变化来看,地球上的人类先是进行着日渐扩大的区域整合(形成国),然后是国家之间的进一步整合(形成联邦、联盟或自由贸易区),最后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整合为一个地球村(全球自由贸易、自由往来)。

(注:在一王千国社会,并不只有侯爵能封国,伯爵(可能甚至有些子爵)也能封国。为了叙述和阅读的简便,在此把所有的封国一律称为候国,把各国的国君也一律称为候。)

二、变化原因:

造成社会多样化程度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人的一些本能和本性造成的,如私心、占有欲、统治欲、胆怯、畏惧、追求安全和保护、求同、盲从等。这些本能和本性不但导致合并和统一,也导致在合并或统一后,每个人处于统治上层时会追求同一、处于下层时会互相模仿或学习。

当然,每个人还有保守的本性,努力保留某些自己的特点、原状和历史,但这股力量往往无法与求同的力量相抗衡,因此总趋势仍然是走向同一和单一。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还有其它原因和条件。其中,人口、物质和技术等因素和条件也极为重要。比如,没有高速和大规模的飞机和轮船,世界很难能如此缩小;没有足够的人口密度,就很难出现合并和统一。

除了上述主要因素外,还有文化和观念的推动作用。文化会促进扩张,造成侵略以及战胜后的文化同化,从而加快多样化程度的减小速度。我这里的讨论仍然以中国的事例为主,说明一下文化扩张。

我认为,中国通过神化领导人而巩固统治的作法大约始于炎帝和黄帝时。我不知道这是炎帝或黄帝本人及其参谋的主意,还是炎帝或黄帝的拥护者或继承者出的高招儿,其手段和目的就是通过对炎帝和黄帝功绩、品行和思想的吹捧为炎黄及其继任者证明其统治的合情合理性或正当性。

这一对炎黄的功绩、品行和思想的描述、阐述和称颂的过程是炎黄文化的产生过程,导致了炎黄文化的形成和产生,也将炎黄文化上升为最正确、最英明、最伟大、最先进的文化。其它文化下的群体或没有成型的思想和文化的群体,也即任何没有接受这一最伟大、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的群体,就自然是愚昧、落后、可憎、可恶,需要杀戮或教化的了。于是信奉炎黄文化的炎黄“子孙”一有实力或机会就对其它有不同文化或无文化的群体讨伐不已。

这就是文化或主张导致的武力扩张,世界上的其它文化和信仰也都差不多如此。过去从欧洲到非洲北部的那片土地上发生的多次文化和宗教战争比中国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由于文化上的自大自信而导致文化通过武力扩张而扩张外,文化也能温和扩张。不论是武力扩张还是温和扩张,文化扩张的结果就是在其逐渐扩大的统治地域内由这种文化消灭、取代其它的文化,从而导致文化多样化的丧失,一步步走向同一化和单一化。文化(思想、观念和习俗)的单一化又进一步导致制度和体制等逐步或同步地走向单一化,并强有力地推动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和实现。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实际上都是中央集权制。而中央集权制又进一步使社会上大部分的方面都走向统一、同一和单一。这是思想和文化对社会走向同一化和单一化的贡献之一。

三、变化的发生:

1、第一个转折的发生:

炎黄之前无政府的自由社会固然有许多优点,也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但也有其缺点。虽然相邻的各个小而分散的部族或群落之间有了矛盾时大都能通过彼此的协调得到解决,但遇到外来较大部落的入侵时单个部落往往无法抵抗,而此时与其它相邻部落的临时结盟则既不够迅速,也不够紧密,难以采取协调一致、同心同力的军事行动,最终往往不是因失败而灭亡或逃亡,就是要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才能逐退外敌。即使在彼此相邻的部落之间,当某个部落偶而出现了贪婪而自大的首领时,相邻部落的争战也会时不时地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部族和群落会逐渐走向结盟的道路,首先会逐渐形成一些较大的部落联盟,可以称为亚联盟。如果认为有必要或为了进一步的稳定与和平,大的部落联盟之间还可以再结成更大的部落联盟,可以称为大联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形成了既不十分必要也不十分必然的大联盟。第一个大联盟产生后推举的第一个首领可能就是炎帝。这可能是因为炎帝对这个大联盟的形成贡献最大。我们可以把这一大联盟称为炎帝联盟。后来这一大联盟几经动荡,然后又重新固定下来,并使大联盟变得更紧密,这一再次形成的大联盟的第一个首领可能就是黄帝。黄帝在重新形成这一大联盟中可能作用最大,我们可以把这一大联盟称为黄帝联盟。

炎帝联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约束较少,比较松散。黄帝联盟可能是经过一些战争后形成的,战争可能主要发生在少数几个有实力和野心主导、控制大联盟的大部族或大的亚联盟之间,可能主要就是蚩尤部族与黄帝部族之间。黄帝部族虽然最终获胜,但对剩下的其它几大部族也并无多大优势,尤其是当其中任何两个出现联合时。所以再次形成的大联盟基本上只是对炎帝联盟的恢复,但鉴于过去的教训以及经过了战争,形成的黄帝联盟的协约增强了约束性,整个大联盟也进一步紧密、稳固了一些。

由于黄帝联盟是对炎帝联盟的继承、恢复和延续,所以炎帝联盟和黄帝联盟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在此称之为炎黄联盟。这也可能就是后人自称为炎黄子孙的原因。其后联盟通过对内排斥、驱离不肯加入联盟的异己(如进一步驱离蚩尤部族)、对外扩张、同化不属于联盟的外部部落,使得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观念的多样性有所减少。

炎黄联盟的共同政府采用的是大首领由各亚联盟轮流坐庄的民主制度。但随着某些大首领私欲与权力欲的增强,自己所在部族实力的增强,以及在大联盟形成后亚联盟受到极大消弱、亚联盟下的各部族不再紧密团结协同,便出现了某些首领欲通过拉拢、收买一些其它的部族而使自己的部族尤其是自己的后代在自己之后继续连续霸占大首领职位的图谋。第一个想这么做的可能是尧。尧多次试图谋杀来自另一个亚联盟的继任者舜,并通过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去进行卧底,但由于不得人心,连尧的两个女儿也反过来帮助舜,使得谋杀都未成功。再加上尧的儿子声名狼籍,以及其它各个部族和亚联盟的强烈反对,尧只得让舜进入共同政府进行实习、熟悉。其间舜积极活动,团结力量,在尧老了以后先将尧的儿子囚禁,逼迫尧让位,然后又将尧异地囚禁,粉碎了尧的图谋。

舜也不太愿意顺利交班儿,但并没有让后代世袭的打算,只是想自己多干几年,有干部终身制的意思,在老迈后便被禹囚禁。禹则是不但想搞终身制,还要搞世袭,并在吸取了前两任失败的教训后谋划的详细而又具体。在牢牢控制了共同政府后采取了四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大力宣扬自己接班前治理洪水的功绩来神化自己;一方面大力拉拢可争取的部落和亚联盟的头领,恐吓、打击、暗杀坚持民主原则、顽固不化地反对自己的部落头领,其中以迟到为理由在各部族和亚联盟的头领面前当众斩首防风氏头领是这种行动的登峰造极之处;另一方面则是推迟继任者进入共同政府进行实习、熟悉的时间,使继任者无法获得足够的时间形成自己的势力。同时却使自己的儿子在共同政府里不断实习、熟悉,通过拉拢政府里的各主要官员和各亚联盟的首领等形成自己的势力。最后还努力消弱、离间继任者的部落,并收买继任者部落的一些实力派,为以后顺利铲除继任者铺平道路。

于是继任者上台不久就被谋杀了,仓促之间无法找到合适的继任者,而且大家又都知道继任的危险性,于是禹的儿子就在一片劝进声中在大联盟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大首领权力的世袭。他还进一步发扬乃父风格,采取了两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继续通过鼓吹其父的丰功伟绩来神化禹、通过宣扬其父对民众的大恩大德来唤起民众的感恩之心,使禹的儿子的世袭和其后子子孙孙的世袭得到民众的拥护或认可;一方面继续通过对各部族头领的威逼利诱以及恐怖暗杀而最终修改、废除了大联盟的初始约定,先是使自己的子孙可以继承自己的位子,后来又变成自己的位子要由自己的子孙继承。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

从上面的描述可见,从无政府的自由社会到亚联盟社会是一种必然,而由亚联盟形成大联盟则既不必然也不必要,而由大联盟到世袭王国这一转变则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而且即使世袭王国偶然出现了,由世袭王国重新变回为民主联盟也是可能的。

当世袭王国由于王位世袭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缺点,从而无法应对时刻来临的内外交困时,世袭王国是有可能被变回民主联盟的。然而,中国在其后的四、五千年里再也没有变回到民主联盟。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缺乏足够大、足够持久的外来威胁,而这主要是由于在亚联盟的基础进一步形成的大联盟太大了,使得其后的王国或帝国都庞大到人们普遍视外来威胁为微不足道的地步。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自古就更自私自利一些,大多数人只顾自己的得失而置社会的整体利益于不顾,其结果就是社会无法维持多方势力的相互平衡和相互制约。一旦两方或多方的力量对比出现差距,弱得一方就会树倒猢狲散,并被大家墙倒众人推,大家就会纷纷投向强势的一方,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恭维、奉承、效忠比赛。为了私利和安全感并由于胆小和害怕,中国人宁愿牺牲自由、平等和尊严。

中国人的这种德行在中国历史上被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不但发生在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也发生在各个政治力量的内部斗争中。这种普遍的只有私欲没有公德以及只知打倒、独尊不只平衡、制约的品行和观念使得中国虽然历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实行的却永远是大家纷纷拥戴一人来称王或称帝的独裁统治,拥戴者只是希望通过当功臣来分得一杯羹(俸禄和官位)。

这一人性原因也是导致当初形成了一个太大的、涵盖了周围几乎全部人口的大联盟而不是形成多个小联盟或停留在亚联盟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人的人性是第一次转变发生并从此再未逆转的主要原因。

2、第二个转折的发生:

在禹及其后代实现了大联盟的首领世袭后,中国社会就由无政府的自由社会经过大联盟的过渡变为了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与前者相比,后者的主要缺点就是最高权力不再能够通过民主制度来产生,使得轮流坐庄再也无人提及,连尧舜禹勉勉强强的传位方式也只能停留在传说中或出现在后人的睡梦中,变得遥不可及、高不可求,并美其名曰“禅让制”。

除了王位世袭,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与原来的大联盟社会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除了禹部落为首的亚联盟,其它的亚联盟一律被解除,原来的部落或部族现在被称为候国,禹所在的部落连同它领导的亚联盟做为一个整体成为王国。候国直接附属于王国,中间不再存在大联盟形成后变得很脆弱的亚联盟。

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主要包含夏、商、周三个朝代,历时约两千年。这样的社会由一个王国和上千个候国组成,王国约占全国人口和面积的10%左右,上千个候国约占整体的90%。虽然候国总体上占了90%,但由于候国众多,每国所拥有的土地和人口往往都小于0.1%。这样即使几十个、上百个候国联合起来也通常无力抗衡王国,更不用说抗衡王国与其它候国的联合了。所以,在夏商周的大部分时间,各个候国基本上都不敢侵略周围的候国,也不敢反对王,更无力挑战王。王又以身作则地为各个国君树立节俭、爱民、顺天的榜样,防止了候国国君的穷奢极欲和横征暴敛。

王通过王国的军事实力以及通过联合各候国的军力保护各候国免受其它候国或外部的入侵,同时又基本允许各候国政务的相对自由。于是这些候国都能相对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发展自己的生产、科技和文化。这种社会就是东周时期的老子所缅怀并提倡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为了说明王国与候国的力量对比,我们不妨以商朝的灭亡为例看一看当时的情况。商朝末年,西周通过侵略并吞了几十个小国,商纣却认为是小患,听之任之,不以为意。其它的候国对王听任候国被兼并却不采取积极措施感到十分不安、失望,担心类似的命运随时会由于西周或周围其它候国的侵略而降临到自己头上,害怕这一现象会蔓延、失控而最终天下大乱。商纣因此成了各个候国的国君和百姓最不喜欢的人。

后来周武王纠集了自己的全部军队,又联合了大约四十个候国(也可能更多)的军队,共得大约20万军队,趁朝歌空虚之机一起进攻朝歌。为了形成心理攻势,号称八百诸侯反朝歌,但大部分的候国都选择旁观却是真的。

商纣当时拥有70万军队,装备和战斗力也都比西周联军强,但当时商朝军队的主力正在南方征战,留在朝歌的只有一小部分军队。西周就是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发起进攻的(我怀疑这一机会也是内奸制造的)。即使如此,商纣也并不认为自己会输。他下令征集朝歌的奴隶和囚犯入军,认为这也足够击退这些小国的联军。但凑够了数量却没有质量,再加上由于主力在外,人心、军心都已摇动,内部又有许多大臣和将领早已暗投西周甚至长期是西周的奸细,结果西周联军对商朝的一举一动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处处占据主动。略经挫败后,商朝军队便在内奸的煽动下倒戈,商纣只好自焚身亡。

据历史记载,周武王连死了的商纣都不肯放过,还要枭首、鞭尸,其行为与所谓的“王道”相去甚远。我个人觉得,周武王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更明确地宣布纣王已死的消息,使商王国的人民群龙无首,以避免有些人假冒纣王煽动叛乱。这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确实有不少人假借过去国君或其子孙的号召力来发动叛乱,所以灭了一个国家后就常常尽快杀掉其国君并要斩草除根,以免后患。枭首鞭尸的另一个理由是借机抹黑纣王,通过宣扬纣王的罪恶、败坏纣王的名声,使人们无法以为纣王报仇的名义煽动商王国的民众驱逐来自蛮夷之地的西周侵略者。

占领了商王国后,周武王和西周的领导阶层登高瞭望商都及其近郊,但见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楼房屋宇伸展绵延,一望无际,顿时吓得相顾失色、六神无主,觉得处在了商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于是周武王留下周公以怀柔政策徐图未来,自己带着大部分的臣僚放弃了定都商都的打算,匆匆返回了西歧。后来周公渐渐采取离间、外调和各个击破的策略才将这个火药库分解成多块儿慢慢拆除。

周武王伐纣时号称八百诸侯反朝歌,由此可见当时候国的众多和各个候国的狭小。周武王占领朝歌后又匆匆退走,可见王国的强大。候国众多和王国强大这一结构是一王千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也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多样化程度和社会自由度都远比其后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要高许多。

一王千国的联邦社会比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稳定可由历史来见证。周朝(西周和东周)加起来约有870年,号称八百年宗周,但东周中有许多是失控的战乱时期。保守地说,周朝可以以西周和能控制局面的东周部分加起来计算,约有四百多年。更早的夏商更是都延续了六、七百年。而秦以后的朝代往往都只能维持二百年左右,有些则只有一百多年。

在夏或商的后期,绝大部分的候国由于彼此势均力敌且力量都较弱,很难通过扩张形成新的权力中心,到最后往往只有一个新权力中心(商和西周)由于条件合适而崛起,通过逐渐兼并周围候国形成一个新的王国。新王国击败旧王国后,取代旧王国统治各个候国,并将旧王国肢解为与其它候国大小相当的多个候国,从而实现原有社会结构的重复。

到了西周,由于周朝的统治者缺乏远见和治国方略,候国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也有几百个,据说后来仅齐国就兼并了四十多个小国),而且在划分封地时还存在某些候国(如齐、晋、鲁、宋等)的封地明显大于周围其它候国的缺点。这一失误导致王室衰落后这些大的候国会同时兼并周围的小候国,决定了周王室衰微后会同时出现几个新权力中心。

夏或商王朝后期只有一个新权力中心能够形成的现象导致此新权力中心只要击败旧王就能全盘接管整个王国,而周朝后期多个权力中心的同时兴起则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迅速地接管旧王国的权力和统治,为一王千国社会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在西周延续了250年左右时,在周幽王上演了“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两个典故后,颓废的周王朝害怕了西戎的侵略和骚扰,举都东迁。同时还放弃了在西部的立国之土,实力大减。在迁入东都后地盘儿和人口明显不足,便无法压制各个侯国,反为各个大的候国所制。这样,周朝东迁后(东周)很快丧失了实际统治,中国便进入了内战不已、烽火连绵的春秋战国时期,一王千国的王国社会或松散联邦社会也走到了尽头。

春秋战国期间经过兼并、侵略和扩张,在所有的小候国都被兼并掉后也没有出现夏商后期发生的由一个新权力中心接替旧王国来统率全社会的现象。与以往不同,这次是干干巴巴地剩下了几个大国,这几个大国由于势均力敌和互相制约在战争中度过了三百年左右。这本可以就此共存下去的几个国家由于东方六国的精英都希望能不埋没自己的才能纷纷跑到西边的秦国去效力、去建功立业而最终导致了秦对六国的兼并,实现了天下一统。

秦并天下为一之后,面临着如何划分、治理整个社会的问题。秦国君臣对施行何种国家制度有过一番争论,有的主张施行秦和六国各自都施行的中央集权制(也即郡县制,现在省县制的前名),有的则主张应该继续沿用周朝的联邦制(也即分封制)。

表面上看,对原来王国的整片土地来说,中央集权制(也即郡县制)是首次、是新的,分封制则是旧的、已被夏商周沿用近两千年。但实际上,中央集权制(也即郡县制)是秦和其它的六国都在施行的,至少已有三百年的历史,秦灭六国后接管各国政权时也是通过把原来隶属于六国政府的地方行政机构直接变为隶属于秦政府,因此继续施行中央集权制是自然而现成的。而周的分封制则已是三百年前的历史了,那时候的人们对其如何运行已经模糊不清了,施行过去的分封制反而是要重新创新一番的了。

人们能想到的分封制就是如兼并之前一样重新分成十来个、二十个或几十个国家。当时李斯等反对沿用周朝的分封制就是认为重新分成十几个或几十个国家的话,春秋战国的混战局面就会很快再次出现,就会再发生一次通过不断兼并变为几个大国,各个大国再发生混战并为一个的现象。而且,即使秦王国占有大多数人口和土地,也难免不会由于几个小候国的造反而分崩离析。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实行了中央集权制,从而使中国走上了逐渐地彻底消灭社会多样化的道路,也揭开了其后中国持续地走向衰退和没落的序幕。

其实,为了防止频繁的混战,秦朝当时还有另一选择,就是不是仅仅分为十几个或几十个小国,而是真正恢复夏商周一直实行的一王千国制度,把中国分成上千个小国和一个较大的王国。但为什么当时只主张分封十几个或几十个候国而不是更多呢?这是因为皇帝以及李斯等大臣们认为只有有大功或在高位的大臣们才配得到封地,这样以来,能够分封的就只有那么十几个或几十个人了。

由于大家自然地认为封地的大小要与功绩成正比,不应该均分。这样大将军们的封地势必比文臣的大,连身为宰相的李斯也排不到前面。处于嫉妒之心,朝中有决定权的文臣们便无人愿意支持分封制,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赏。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换成像吕不韦一样有军功的人当宰相,然后真的施行了分封制,其结果也会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按照他们所能接收或设计的方案,分封的候国数量会太少。即使只把50%的土地和人口分封下去,也会出现王国相对于候国不够大的现实,王国就无法压服候国,候国会很快忽略王国的存在而在候国之间以及候国和王国之间出现类似战国时期的混战。即使按功劳分封了上千个候国,由于按功劳分封时功劳大的自然要多、功劳小的自然要小,便会出现各个候国的大小不一,日后会造成大国兼并小国,然后重新形成几个大国,混战不一,再次重复春秋战国的老路。

如果分下去的土地或人口小于20%,则对于秦王来说这和干脆不分封也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即使只分封10%的土地或人口,当候国的数量不够多时,一些不安分的小候国也会在有机可乘时联合起来造反。造反的结果要么是造反成功后改朝换代,要么是失败后所有的小候国都被取消。

项羽灭秦后就施行了重新分封,采用的基本上是秦始皇和李斯当时放弃的第二套方案,也即分封制。项羽除了恢复了合并前的七国,还对一些灭秦有功的人(包括刘邦)进行了分封,结果被恢复或分封的各国由于地盘儿和人口都太多太大,实力也就较强,就不把项羽放在眼里,纷纷作乱,把项羽搞得焦头烂额、常年征战、精疲力尽,终于战败。

那么,按照当时的现状,分封制真的就是死路一条吗?我认为并不如此,关键还是方法是否适当,是否能消除分封制(小数量的候国)会出现的混战现象。其实,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困难,只要使军队归王国政府所有,禁止候国拥有各自的军队,就行了。就象现在国家直接控制军队,各省都没有自己能控制的军队一样。这样以来,即使把80%的土地分封出去,且只分为五、六十个候国,维持和平状态也不会太难。但当时没有人提出可以通过把军队收归王国所有来避免内部混战,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儿,但更可能的应该是由于秦始皇和李斯以及大部分的文官都拒绝分封,所以对分封后的细节问题就更不必讨论了。

除了军队王国化之外,实现稳定的一王千国社会的另一个途径就是象夏商时一样把90%的土地分封给上千个候国,并使各候国大小相等。为此,办法之一就是恢复夏商或周时的候国。夏商周能有较多的候国是历史的遗留,除了少数是按功劳分封的,这些候国大都是部落社会中各个部落的继续,也即变部落为候国。但西周时期的各个小候国早在春秋战国的初期就被兼并光了,这种只剩几个大国独存的局面在秦统一之前已存在了三百多年,而且是混战的三百多年。经过三百多年,原来的几百个小国不但已被人们完全遗忘,自己也消失得无迹可循了。没有记忆和痕迹可循,人们就无法建议把旧的几百个或上千个候国重新恢复。即使有迹可循,大臣们、小官员、士兵甚至普通民众也不会同意把土地和人口重新分给旧有的小国。只有象夏商末期那样,除了那唯一的一个新权力中心兼并了几十个周围的候国以形成新王国外,在其余的、大部分的候国都未被兼并、原封不动的情况下才能够顺利继续一王千国的社会。周朝末期出现的几个大国彻底兼并、消灭所有其它的候国并长期并立的现实是一王千国的社会未能继续延续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不恢复旧的小国,而是重立上千个新的大小一样、人口相似的新候国。为此,分封不必非得有大功,至少不能由于功劳大小而使封地有大小之分。但掌握决定权的大臣们肯定不肯这么做。即使这么做了,武将们也会利用自己的小候国去侵吞周围的小候国,会再次导致遍地烽烟,战乱不已。

重立上千个新的小候国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先均匀划分各候国的地理范围,然后由当地士绅或平民选举自己的国君来负责管理。各国国君可以世袭也可以不世袭,由各国自己决定。这样的社会可以称为一王千国的民主自治社会。原来朝中的大臣一律不分封,而是继续在王国享受由王国和各个候国一起提供的俸禄。这些俸禄可以世袭。

郡县制就是先划分行政区域,然后由中央政府向各地任命行政长官进行管理。表面上看,中央控制的郡县制社会(也即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与一王千国的联邦社会或一王千国的民主自治社会并无多大区别,但对于社会这个十分复杂的反应体系来说,社会体制或人们观念上任何小的差异都有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

在中央控制的郡县制社会,郡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并可以随时罢免,而且为了防止舞弊,郡长都是异地任职,且各郡每过几年都要更换一个郡长。郡长异地任职且任期较短导致郡长们大都人浮于世,得过且过,很少有人会真心地想为当地踏踏实实做些实事。郡长由中央政府任免,导致郡长不会顾及百姓的观感和呼吁。除了混日子和捞些个人的好处,就是忙于贿赂、拉拢中央政府的官员,以求获得庇护和提升。这样以来,为了保证国家的治理,中央政府不得不事无巨细地规划全国各地的发展措施。但这些措施中对百姓好的部分基本得不到执行,对官员好的部分却会被充分放大后严格、夸张、残酷地执行,导致百姓权力、尊严、自由、生命和财产被日益严重地剥夺。其结果就是社会的迅速腐烂,然后在社会彻底腐烂后,随着新朝代的建立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与此相反,在一王千国的联邦社会各候国的国君都是长期的,而且是要世袭传代的,国君虽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还是会相对地更负责一些,管理的目标也会更长远一些,至少不会允许百姓们把本国的树木都砍光,把土地和水源都污染了。相反,因为他们要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会更爱护这片土地的,会尽力把社会和环境变得好一些。这种社会里由国君的懈怠、无能和贪婪等造成的损失并不会比中央控制的郡县制社会里郡长们的冷漠、腐败、贪婪造成的损失大,但好处却要多得多。

而一王千国的民主自治社会可能会比一王千国的联邦社会还要好一些,不但环境不会出现长期的问题,社会也能更公平、自由从而更有活力和创造力,官员的无能、贪腐或不作为等问题也基本都能得到较好的控制。

由此可见,秦统一中国后并不是除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也即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之外就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了,其后的汉、唐、宋、明、清、民国、共和国等除了沿袭秦采用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之外,也都可以采用比之更好的一王千国的联邦制或一王千国的民主自治制。

这时如果回归到我们讨论的主题,则是中国并不需要非要走向导致社会多样化程度急剧降低的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而是可以继续长期维持在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或走向一王千国的民主自治社会。也即第二个转折的发生既不是必需的,也不完全是必然的。但在社会上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上层没有针对社会结构提出更好的社会构想和设计时,则社会必然无法走更好的路。

据我所知,在中国过去的各个思想和学说中,唯有老子提倡“小国寡民”的社会结构,也即认为应当维持商朝时的一王千国制度,但老子的《道德经》叙述的太模糊、笼统,让人们难以清楚了解,也没有指出各候国都保持“小国寡民”在国家稳定上的意义,所以到了秦朝及其以后,百姓和管理者们都无法得知这种制度的重要性。

秦和秦以前的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没有人提出把军队收归中央政府以防止内部混战,也没有研究过去一王千国的松散联邦社会的结构和优点,更没有人提出一王千国的民主自治社会。因此,就中国当时的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水平而言,中国走向集权单一的国家社会在当时是一种必然。

四、多样化进程是否可以逆转?

按过去的历史和目前的趋势来看,一方面各个国家内部的多样化程度基本都在日趋减少,甚至到了不能再少的地步。另一方面,随着贸易和人口交流的增加,各个国家之间也日趋相同。因此,地球上人类社会的多样化正日趋消失,人类社会正逐渐走向同一、单一和统一。同一、单一和统一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人类可能会从此进入漫长的停滞、沉寂和黑暗时期,就象中国自秦到清之间两千多年发生的情况一样,但到时候来唤醒我们的外星人可能比唤醒中国的列强来得要慢得多。

周朝及其以前的多样化社会是人类社会自然演化的结果,周朝以后单一化社会的形成和长久维持也是人类社会自然演化的结果,现在的全球大一统或大同一似乎也是人类社会自然演化的结果。但种群的自然演化并不总是最合理、最有利的,否则在动物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物种走向灭绝,在人类社会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国家或种族被消灭。种群的自然演化也不是必然的、不可改变或不可逆转的。中国过去从民主(夏之前)走向独裁(夏或秦之后,直到清)的过程也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但在民国开始了民主的进程。这就是一种逆转。既然独裁可以逆转为民主,单一化也就可以逆转为多样化。

社会能否出现逆转或改进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提倡这种逆转或改进的学说、思想或观念。中国过去一直没有出现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提倡民主的学说,更没有针对社会现实设计的具体民主措施。即使偶而有一两个学说涉及到了“民为本”的主题,也只是寥寥数语。西方国家能够实现民主的主要原因则在于西方有提倡民主的学说,这至少可以追溯到与孔子同时代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帕拉图时期是希腊民主走向衰败、国家日趋没落的时候。贵族出身、原本反对民主制度的帕拉图由推翻民主制度后出现的寡头政治的黑暗看到了原来民主制度的可贵之处,于是转而提倡起民主来。他的著作成了激励西方国家的人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奋力恢复民主制度的旗帜。

人类社会过去一直在走着越来越单一化的路,其主要原因也在于缺乏明确而又具体地提倡社会多样化的学说。老子大概是已知的最早提倡兼容并蓄、对立共存的人,但其学说过于笼统模糊,人们对其理解不一,使得其社会影响力(包括在理论层次上对多样化的提倡)受到影响。现在在政治上提倡多元化,在族群和文化上提倡包容、共存,但这只能减缓单一化的速度,勉强使已经99.90%单一化的社会不走向或缓慢地走向99.99%的单一化,在使社会的多样化程度被逆向提高上力量极其有限。

为了逆转人类社会的单一化进程,使我们的社会在方方面面达到必要的多样化程度,我们不但应该提倡多样化的观念,还要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设计、实践各种各样的具体模式。

如果自然是完美或必然的,那么象人类社会过去由多样化走向单一化是完美或必然的一样,人类以后在任何时候将这一进程逆转的决定、行动和结果也应该是完美或必然的。这时,只要我们能把人类社会逆转为多样化社会,我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正确或必然的。

反过来,如果自然不是完美或必然的,人类社会向单一化的自然演变也就不一定是正确或必然的,当我们认为这一演变不完美、不合理时我们就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力来修正或逆转这一演变,按我们的愿望设计、实行更完美、更合理或更必然的多样化社会。

因此,不论自然以及自然演化是否完美、必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都有能力、责任和权力按照我们的期望和理想修改我们的社会。如果我们希望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我们就应该去追求它、实现它。

社会是由如你我的各个平等个体组成的,只要我们大家或仅仅一个人愿意,我们大家或我们个人就有权力和责任不断努力改变我们的社会。只要我们认同多样化的观念,我们就有责任和权力来宣扬、实践这种观念,使越来越多的你和我也认同这个观念并实践这个观念。这样,通过不断的宣扬和实践我们就可以逐步提高社会的多样化程度,使多样化的社会在中国或其它某个国家得到全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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