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文2019-07-19 23:50:12

感恩的利与弊

 

第一章、感恩之心对国家权力的影响

一、大禹对感恩之心的利用:

大禹通对上、对下广泛宣传自己在治水时的辛苦、自己家庭为此受到的牺牲,以及因为自己治水成功而世世代代地救活了多少人的生命、改善了多少人的生活而使全体民众无不感激涕零,使大多数人觉得粉身碎骨也无以为报。以致于四千年后的今天,中国大地上还广泛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事迹: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什么夫人因为想念他而变成了“望夫石”等等。试想,古代多少战士不是十几年如一日地征战、死亡,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比大禹的牺牲何其大,所得却何其小。我想,如果禹如此辛苦、牺牲,那么在禹手下工作的民工就更辛苦、牺牲了。到头来,何以感激的只有禹一人呢?仿佛整个治水就象禹一个人完成的一样。

通过反复宣扬自己治水的辛苦、自己家人的牺牲和自己对人民的贡献来强烈塑造人们的感恩之心,大禹实现了中国“父传子,家天下”的开始。

禹的功绩真的那么大么?以当时的人口和工具,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那么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无非是虚报邀功、上下欺骗。

禹的自夸邀功和禹的人品在《尚书》的“皋陶谟”(有的把它另细分为“虞书-益稷”)中有明确记载。当时舜召集大臣们来讨论治国之道,要求大家各述己见。皋陶认为应该通过提高自身修养来以德治国、服人。禹认为这不太可行、连尧都做不到,尧如果“能做到明智和受人爱戴,怎么会担心驩兜?怎么会流放三苗?怎么会畏惧善于花言巧语、察言观色的共工呢?” 皋陶认为尧做不到的不见的我们也无法做到,并随后通过阐述如何具体施行反驳了禹。在皋陶讲了他的治国观念后,舜接着让禹也发表见解。禹没有发表政见而是利用这个时机表起了功劳:“舜帝说:‘来吧,禹!你也发表高见吧。’禹拜谢说:‘啊!君王,我说什么呢?我只想每天努力工作罢了。’皋陶说:‘啊!究竟怎么样呢?’禹说:‘大水弥漫接天,浩浩荡荡地包围了山顶,漫没了丘陵,老百姓沉没陷落在洪水里。我乘坐四种运载工具,沿着山路砍削树木作为路标,同伯益一起把新杀的鸟兽肉送给百姓们。我疏通了九州的河流,使它们流到四海,挖深疏通了田间的大水沟,使它们流进大河。同后稷一起播种粮食,把百谷、鸟兽肉送给老百姓,让他们互通有无,调剂馀缺。于是,百姓们就安定下来了,各个诸侯国开始得到了治理。’”

舜接着勉励禹和其它大臣们要继续努力辅助他。舜说完后,禹又马上发言,再一次表起了功,并进一步诉说了由此导致的自己家人的损失,还趁机把自己和尧的儿子丹朱做了比较,说:“再没有丹朱那么傲慢的了,他只喜欢懒惰、逸乐、戏谑,不论白天晚上都不停止。洪水已经退了,他还要乘船游玩,又成群地在家里淫乱,因此不能继承尧的帝位。我为他的这些行为感到悲伤。我娶了涂山氏的女儿,结婚四天就治水去了。后来,启生下来呱呱地啼哭,我没有养育、关爱过他,只忙于考虑治理水土的事。我重新划定了五种服役地带,一直到五千里远的地方。每一个州征集三万人,从九州到四海边境,每五个诸侯国设立一个长,各诸侯长领导治水工作。只有三苗顽抗,不肯接受工作任务,舜帝您要为这事忧虑啊!”

禹为什么要拿自己和丹朱比较呢?因为,尧曾想让儿子丹朱继承帝位,但遭到了大家的抵制,主要理由是破坏制度,次要理由是丹朱生活放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尧只好在表面上停止实施自己的贪念,转而以考察为名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大家一致推举的舜,而实际上是为了监督、控制舜。尧曾派人谋杀舜,还收买舜的父母和兄弟来杀死舜,都没有成功,又曾以考验为名让舜穿越危险重重的森林,欲使舜死在森林里,也没有成功。舜能够多次逃过死难,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尧的两个女儿(也即舜的两个妻子)的通风报信和帮助。

禹把自己和丹朱比就是暗示自己应该是舜的接班人,而且舜没有当时人们阻止丹朱接班尧的理由(生活放荡)来阻止自己接班,因为自己不但不放荡,还勤勤恳恳、吃苦耐劳而且功绩卓越。可谓软硬兼使。

其实丹朱不能继承主要是因为不符合权力承接制度,而不是丹朱生活放荡。按当时的规定,继承人是以几大部落按规定的次序轮流做庄为原则,由其它部落的首长从被轮着的部落中任意挑选产生的。禹究竟是不是各部落的首长从轮着的那个部落中选定的人选我们不得而知,甚至也不知道禹是不是属于那个轮着的部落。我们只知道与平民出身且父亲是残疾人的舜不同,禹出身于一个部落酋长之家,并世袭为酋长。

至少在被任命去治水时,禹似乎还不是接班人,因为如果禹已经是接班人的话,应该有资料记载舜是为了考察或锻炼禹而派他去的,就象记载了尧是如何考察舜一样。现今所有的记载和传说中没有禹当时已经是接班人的说法或暗示。

舜和大臣们让禹去治水主要是因为禹所在的部落分管此事。整个治水过程几乎涉及了所有的部落,禹得以和各个部落首领、各个部落的主要上层人物以及各个部落的平民百姓沟通。禹通过治水深耕基层、拉拢上层,既笼络了人心、赢得了好名,又培植了自己的人脉和势力。

禹的接班人地位应该就是通过治水确定的。禹当了接班人后更加讨好舜,也更加拉拢舜周围的大臣,如上面记载的伯益和后稷,以及各个部落的首领和实力派。但人人都想霸着权力不放,舜也想干到死。舜不想让禹早点儿接班,禹就在社会上和舜面前大表自己的功绩、大诉自己和家人付出的牺牲,以此不断逼迫舜。《尚书》的这段对话清楚地记录了禹为了使自己的接班能得到确定而在舜面前采用的赤裸裸的持功要挟和含怨诉苦并用的无赖手段,把这位中国第一“小人”记录的活灵活现。

禹的表功和诉苦都是为了唤起大众和舜的感恩之心,强迫大家回报他的劳苦和功高。在这种逼迫下,再加上他太老了,周围的人也都为了未来选择站在禹的一边儿,舜就退位了。退位后的舜被禹软禁起来,就象舜当年软禁尧和丹朱一样。

禹成功接班后,又进一步着手自己儿子的接班问题。为此,他除了严格督促自己儿子的品行并继续培植自己的势力外,更加大了力度向全社会进一步大肆夸大、宣扬自己的功绩和自己全家所受的苦难和做出的巨大牺牲。这一诉求就象共产党通过长征诉苦、通过抗战胜利和打倒地主富农分田地表功一样,使人民都欠下了新领导的巨大恩情。为了回报这巨大的恩情,人民唯有感激涕零地表态:坚决支持、拥护新领导的统治和新领导的后代接班统治。

在让人民感恩戴德的同时,禹还通过杀戮异己来立威,比如在召开一次联盟大会时以迟到为名杀死了防风氏的首领并示众。通过杀戮和镇压,禹的名字前面就多了一个“大”字,被称为“大禹”,而这是尧和舜所没有的。正因为如此,禹的历史名声始终不及尧舜。

就这样,就象金日成通过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和严厉镇压异己使金正日在自己死后实现了世袭一样,大禹也成功地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父传子、家天下”。

二、炎黄子孙:

在大学三年级(1989年)的元旦,班里搞活动,大家轮流发言。轮到一位北朝鲜来的留学生发言时,他站起来用生涩的汉语严肃、庄重地说:“我是金日成的好儿子,你们是毛泽东的好儿子。”我的一位同学瞪着眼问道:“你是金日成的好儿子?”,那位朝鲜同学认真地说:“是!你也是毛泽东的好儿子。”我这位同学气极败坏地说:“我不是毛泽东的好儿子。”然后转过头来对坐在另一侧的同学们说:“这个龟儿子。”

现在再说“我们是毛泽东的好儿子”,基本没有人会同意了,但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时不论是白发驼背的乡下老头儿、还是西装革履的中央领导人,也不论是奔波着做买卖的贩夫走卒、还是戴着深度眼睛的专家教授,大家都不会不同意。一旦表达爱国主义的条件出现,比如遇上地震洪灾或是碰上逢年过节,我们大家都争先恐后、骄傲自满、感激涕零地喊着:我们是炎黄子孙!

在我看来,我们自豪地叫喊我们是炎黄子孙与那位朝鲜同学骄傲地宣称他是金日成的好儿子(当然,后来又变成了金正日的好儿子)没有多少区别。我这么说,许多人不会同意,他们会说:金日成和金正日怎么能和我们的炎帝和黄帝相比。我们觉得我们的炎黄了不起,朝鲜人会觉得他们的金日成更了不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都是宣传的结果。

根据中国的历史传说,轩辕黄帝这个人那可是不得了。指南车也好,养蚕造丝织绸也好,炼铜冶铁也好,九章算数也好,中国远古时期的几乎所有科技上的发明创造都归于黄帝夫妇,连字也说成是黄帝命令仓颉创造的。其实这些都是黄帝及其子孙所做的虚假宣传,为的是通过培养人们的感恩之心以巩固自己家族的统治地位。尝百草的炎帝的形象也是这样塑造的。而这也正是炎黄并立中国几千年不倒的原因。

一旦在民众心中根植上恩人的形象,一切特权和地位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牢不可破的了。其它的象夏桀、商纣等都被夸大成十恶不赦的罪人,什么挖比干的心啦、打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的性别啦,都是子无虚有的事,都是推翻夏朝的商汤和推翻商朝的周武王及其后继者为了以救百姓于水火的恩人自居、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所做的宣传。

清朝无所不用其极地骂明朝的皇帝如何昏庸残忍、如何害得汉人们贫困潦倒、生不如死,而又把康熙、乾隆塑造成英明的大帝,炮制了康乾盛世、解汉人于倒悬,也是为了培养感恩心理,以便使自己的外族统治得到民众的接受和认可。试想,一个为了嫖妓不惜大张旗鼓、劳民伤财地三下江南的乾隆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盛世?最多让自己的小舅子通过鱼肉百姓、巧取豪夺成了全国首富而已。连法纪和公正都没有的社会也能称为盛世?

三、孔子对感恩之心的利用:

孔子通过为鲁公尝饭等低级下流的手段而迅速获得信任,于是能“为司寇七日而杀少正卯”。以一个刚刚暴发得势的小司寇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孔子更通过主张各种讨好、谄媚国君的行为规则(即“礼”)而得封为圣人,为亿亿万万的后人所祭祀、跪拜两千五百年之久,故当之无愧地为中国第二“小人”、第二“奸臣”。勾践通过吃夫差的屎由命悬一线的囚犯而得复国崛起。其它的小人物通过主动为上级效劳而当权得势的例子就更是以千万计。

想到用感恩之心来达到目的的手段其实也不需要多大的智慧,这种手段几乎任何人在相似的环境下都会自然而然地采用。吕布在要被曹操砍头时为了求刘备代为求情不就直接提到“辕门射戟”之恩吗?为了让孩子们孝顺,父母不就在时不时地对子女们讲述过去养育他们的不易吗?

个人或政党可以利用全民的感恩之心把自己变成人民的恩人,从而堂而皇之地拥有国家,然后利用所获得的权力使自己子孙相继,世代为王,为所欲为、无法无天。除此之外,个人也可以利用另一个人的感恩之心把这个人变成为自己服务的工具和奴隶。其诀窍在于:只要我能让你高兴、满足,你就会对我心存感激。对一个人心存感激却无法回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于是你就会找机会或创造机会来回报我,以摆脱内心的歉疚和折磨。于是你就会自动为我服务,或按我的要求为我服务。

当人人都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当报以涌泉”时,回报的丰厚就更不得了了。达官贵人让一个普通人来感激自己,就可以使这个普通人甘愿为他们现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这也常常是达官贵人的目的。过去的士人、刺客和死士就是这样捐躯的。一个普通人让另一个普通人感激,就可以使这个普通人成为他的奴仆,随时愿意为他效劳。这是现在的人们为人情所累的原因之一。一个普通人让一个官员感激,或一个官员让一个更大的官员感激,就可以得到这个官员的庇护和提拔。中国的官场就是这样腐败的、小人就是这样得势的。下面我们先重点看一看这最后一点。

四、上级对下级感恩之心的利用:

下级为了暴发知道培养、利用上级的感恩之心,同样,上级为了笼络下级也会培养、利用下级的感恩之心,而且上级更有资本和优势让你感激。一旦让你感激后,你作为下级,既无权、无钱又无势,如何相报呢?如果是个异性,就不得不以身相报,而这也往往是上级的目的。如果是个同性,上级又不是同性恋,就严重了,就只有以生相报了。“士为知己者死”不就是血淋淋的证明吗!正为了这点儿,上级官员、国家领袖和整个政府也都大力提倡“感恩戴德”的社会观念。

只要被培养了感恩之心,一个人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越多,就会越拥护政府、维护政府、支持政府;一个官员被政府提拔的越快、升的越高就会对政府的体制和机制越感激、越认同,就会越无视这个体制和机制的缺点和不足,对改革和变动就越不热心;一个上级对一个下级越表示赏识、越重视、越赏赐、越破格提拔,这个下级就会对这个上级越感激、越忠心、越肯肝脑涂地。

斗地主、批富农、分田地固然有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更主要的是还把均分了富人田地的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彻底变成了同谋者或共犯。只要大家不想把到手的田地、财产再送回去,就不用担心会没有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然后通过编造过去生活的黑暗和残酷,强调现在生活的光明和幸福,使对地主富农的同情和过意不去化为痛恨和心安理得,排除了这层心理障碍,剩下的就只能是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满腔仇恨和对共产党、新政府的无限感激、忠于和拥护了。做到了这一点儿,何愁政权不稳定、人民不拥护?所以即使饿死了,也毫无怨言。这算是政党通过不义之财和虚假欺骗而把自己塑造成恩人,然后利用百姓的自私和感恩之心攫取、巩固国家政权的一个现实例子吧。

下级由于上级的赏识而忠于、报效上级的例子很多。毛泽东亲自接见红卫兵就是让红卫兵激动地为他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将领与士兵同甘苦,就是让士兵为他去效死。有个故事说,一位母亲看到吴起为她的儿子舔去伤口的脓血,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别人问她:“我们的大将军亲自为你儿子疗伤,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为什么哭泣呢?”这位母亲说:“上次吴起给我丈夫舔伤口,我丈夫就死在了战场。现在他又给我儿子舔,我儿子也不会活着回来了。” 真是一舔要人命啊,比蜂蛇和虎豹的叮咬利害多了。中国古代的士人由于“知遇之恩”而为人献身赴死的数不胜数。可谓:下对上一舔能骤得富贵,上对下一舔能要人性命。

不但大众由于感恩会拥戴领袖、政党或政府,官员由于受政党或政府恩德而知恩图报的例子也有许多,这些大都作为正面的例子流传于世,用来宣扬忠君爱国的理念。反面的例子也有,比较出名的就是民国初期的张勋复辟了。由于感念清朝的恩德,张勋在满清政府倒台后还执着地留着辫子,而且让自己的军队也全部保留辫子,于是被人分别成为辫帅和辫子军。他时时刻刻忘不了清室对他和他全家的恩德,情意深重的不但跨越了种族界限,更置四亿人民的要求和自己的名声于不顾,一心想着复辟,可谓历史之最。

大家都视张勋复辟的丑剧荒谬可笑,却不知这正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感恩报恩的最好例子,是感恩观念如何害己害人、祸国殃民的最好实例。试想,如果当时的北洋将领和各处巡抚都如张勋一样死心塌地地感恩清室、忠于满清政府,我们中国人恐怕现在都还留着辫子叩头请安呢。又试想如果我们中国人都能忘恩负义、无情无义,哪会因为忠于某个人而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闹剧、丑剧和悲剧呢?又试想,如果我们中国的官吏都能对政府忘恩负义、无情无义,都能一切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重,独裁和专制又怎会得逞、巩固、至今不败呢?

五、小人得志与对感恩之心的利用:

读过中国自汉朝开始到现在这两千多年历史的人,哪怕是只读过其中一个朝代的历史的,都往往会扼腕叹息:为什么在中国总是小人得志?如果不是小人得志,中国又怎会有那么多的灾难啊?看看周围的现实,几乎人人还都在同样地愤怒地质问苍天:到了现在,为什么在中国还是到处都是小人得势掌权?甚至连小人也在感叹自己没有小人中的小人的运气。小人掌权得势的危害人人皆知。那么,为什么总是不可避免地让小人得势呢?整个官场又是如何渐渐让小人全部盘踞的呢?

小人能在官场得志、得势的诀窍就在于能让上级或领导感激他。只要我能对上级赞颂、吹捧、奉承、顺从、忠诚,或对他和他的家庭忙前忙后、时时的拜访问候、一次又一次地带些小礼小物或大礼大物等都可以让上级感激我。只要上级对我有了感激之心,他就会时不时地想着回报我,而且会想着加倍或多倍地回报我。上级能回报我的无非是权和钱,但钱也是上级的心爱之物,所以上级会给我权,让我去通过获得权力而获得钱。所以,只要能让上级对我有感激之心,我就会或早或晚地得到提拔,我这个小人就得势了。

看到我这样轻松、顺利地升官发财,就会有人眼红,于是就有更多的人想如此轻易地得到提拔。于是就有了竞争,于是讨人欢心的方法就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无耻,所产生的快感也越来越强,于是能不被感动的官员越来越少。于是提拔的就越来越多的是最善于让人感激的人,于是越来越多的新官是小人,连越来越多的已占据位置的老实人也会被借故解职以便为尚未被回报的人腾出位子,于是官场上就有越来越多的小人得势、越来越多的老实人失职。

得势的小人因为拍够了别人的马屁,自己也想享受享受被拍的滋味,以平衡一下自己完全失衡、扭曲的心理,舒缓一下长期的卑屈、压抑之心,于是就喜欢并提拔能满足自己的渴望、对自己恭敬孝顺或能给自己送大礼的人,就痛恨不卑不亢之人,觉得你不肯象我一样费力怎么配得到赏识和提拔呢。于是这个刚开始时由于需要人才而让有才能和德望的人掌权的社会就慢慢地全部被无才无德的小人掌权了,世界就由清平、顺畅而混了、乱了、坏了、烂了。直至推倒重来,开始下一个循环。

小人上去后除了渴望得到大量恭维以补偿自己过去给出去的太多恭维,还渴望获得大量的物质利益以补偿自己过去由于向上级进贡造成的大量亏空并满足自己成为人上人的物质条件,更渴望威风凛凛、作威作福、骑在大众头上拉屎的快感。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要遭殃了,不但有破不完的财,还有受不完的气。

这就象马拉着碌碡在磨盘上碾麦子。马拉的越快,碌碡就转的越快,麦子受到的碾压就越多、粉碎的就越快。小人就是挥鞭的赶马人,警察和军队是被套上了笼头拉磨的马,庞大的官僚结构是碌碡,人们就是碌碡下的麦子:小人们挥赶着马、忙碌地收获着重压下纷纷粉碎着的血肉和生命。

小人是希望通过不正当途径(即不符合国家规定或社会规则的途径)、以非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各种利益的人。小人之所以能有机会成为小人,除了其内心对各种利益更加渴望从而更时时想寻找、利用歪门斜道外,还因为社会上存在可被其利用的不当途径、不公方法。人们的感恩之心就是可被其利用的主要法宝。感恩之心人人皆有,只是强弱略有不同而已。当一个社会不但不减少人们的感恩之心从而防止每个人贱性的发作频率和强度、减少被小人利用的机会,反而强调“感恩戴德”、谴责“忘恩负义”时,这个社会为小人所盘踞、所操纵就是自然而然、而且不可避免的了。

那么,为什么上级领导不但不反对“感恩”、反而要提倡“感恩”呢?这是因为上级领导更需要利用“感恩”的观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六、切身体会:

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正人君子,我总是严格地让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尽力使自己成为符合大众善恶标准的好人。从我小时候起,父母就不断教导我要知道记住别人的恩情,对帮助过我们的人要记着以后报答,教导时往往还配合上身边的例子,效果很好。

我爷爷曾经借给许多穷人粮食,别人是不是都还了他自己不清楚、也不在乎。七十年代时,由于我们家是富农,而地主富农的子女在当时是不让上中学的,所以在要升到乡里上初中时,我大哥就面临着成绩不错却不得不停学的问题。地主家庭出身的母亲和富农家庭出身的父亲对知识情有独钟,就几次找到乡里交涉,希望能看在我爷爷是因为在家里多次偷偷让八路军伤员养伤、并常常把八路军的弹药藏在炕洞里而得罪了黄协军(日伪军)被抓到村北用刺刀捅死的,而网开一面。乡里不为所动,我父母就只好求学校的校长和村里的支书出面说情。

校长和支书也很想帮忙,可是热情还没有高到四处奔走不已的程度。这时,学校里一位王姓老师冒了出来,大力支持、积极行动。在他的催促和坚持下,校长和支书和他一起去了几次乡里,使得我大哥终于作为一个特例继续读书了。

事后我父母去表示感谢,才知道事情起因于许多年前我爷爷借给他父亲的一口袋山药片(干的生红薯片)。这一口袋山药片帮助他们全家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冬天,而他父亲到死也没有偿还,临死时便叮嘱他母亲以后有机会不要忘了让孩子报恩。这位王老师的母亲在知道了我大哥的事情后,想起了他父亲的叮嘱,就告诉了她儿子这段往事,让他努力奔走。这个看似正面的例子也同时说明了一个人一旦有了感恩之心,就时刻准备着回报。为了回报就会置国家制度和原则以及国家的利益于不顾。

这件事之后,我父母也常常叮嘱我大哥以后有机会要回报人家。平时没事时,我父母也常给我们念叨我们家的仇人和恩人。叮嘱我们以后不要帮仇人的后代,不要忘记帮助恩人的后代。上了小学后,老师和教科书也不断地宣扬要感恩,要“饮水思源”不忘本,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因此,我从小就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有着强烈的感恩之心。也因此,长大后对感恩之心之能奴役人颇有体会。

我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礼是一小箱方便面。那时我刚刚结婚,我在中科院工作,我夫人在审计署工作。通过一个老乡认识了另一个老乡。这个新老乡大概只有十八九岁,是个当兵的。他后来不久去我们狭小的宿舍探访我们时,就带了这么一箱方便面,让我很不安。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外人的礼物。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这可该怎么回报人家啊,我一个搞科研的没有任何权力,我爱人也刚刚工作,也没有任何权力,人家要是需要帮助我可该怎么尽力呢?我于是就强烈地盼望我爱人能尽快升个一官半职的,如果这位老乡复员后希望留在北京的话我们也好有帮忙的可能。这件事就这样一直长久地留在我心中。现在过去十几年了,我又在国外,但仍然时不时地想起来,每次想起来心里就会满是歉疚之感:为平白无故地受了人家一个比自己还穷还孤单的小辈儿的礼物,自己却又没有任何回报而且以后也会由于没有权力而永远无以回报而感到抱歉、内疚。

我另一次受礼是受一个同学之礼。我结婚不久他从城市的另一头坐车来找我玩儿,硬是送给了我一百块钱作为贺礼。当时同学们结婚的很多,大家几乎一律很穷,我不曾给过别人贺礼,别的同学和同事也没有人给我贺礼,事情简单而又正常。我收到这一百块钱后,心中很是不安。为了平息这份不安我专门去问另外一位比我结婚稍早的同学是否也收到到过,那位同学说虽然彼此见过多次面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贺礼。我于是就更加不安了,就想等他的孩子长大了在上大学或搞科研时如果需要帮助我一定要尽力。后来出国了,便努力当教授,就想如果我当了教授一定帮他或他的孩子出国。我那位同学当时极想出国。可惜,在美国人的联合打压下,我象千千万万优秀的中国学生学者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当上教授。过去我这位同学就对我说过,你现在给人家点儿好处,人家是不会忘记的,以后用到人家了,人家是会帮忙的。我想,他说的真对。可惜,他在我身上的这笔投资算是失败了,我怕是一辈子也还不了他的人情了。这种长期投资本来就是低成本、高风险、高收益的。

我正是通过这两件事知道感恩之心对人的奴役的,也正是由此知道官员是如何在自己良心的驱使下为小人服务的、小人是如何能够得逞的。当然,我从不认为我那位老乡或同学是小人,在我眼中他们都是好人而且一旦有机会我一定会帮助他们、回报他们的。

多亏我到现在还什么官儿也不是,给我送礼的也只有这么两次。要是我当了官,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给我送礼,送更多的礼,而且许多人还往往不只送一次,有的人甚至会隔三差五地提着东西来拜访我,我得感激多少人啊,得多么感激多少人啊。我干的徇私枉法、照顾亲戚朋友的事怕是只会比大部分的官员更多吧。我想,不久我就会由于以权谋私而作为贪官啷铛入狱,从我家里搜出的礼物也会价值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

如果我有幸不啷铛入狱,那我官当的越久,升的越大,就会提拔、重用越多的小人,而每提拔一个小人就打击一次正直善良的人,就为国家多引入一个蛀虫,为百姓身上多放一条吸血虫。到时候,怕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自己的生命了。由此可见,感恩的陋习真是害人误国呀。由此也可知,给你送礼的人是不值得感激的,不要说你将来可能给他的实际好处,就是你为此的心理付出也会使你得不偿失。我们因此应该仇视那些给自己送礼的人。

当然了,你如果想害一个人或想奴役一个人的话,怎么办呢?给他送礼。这是一个最没有风险、也最有效的好办法。

七、为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应当提倡忘恩负义、无情无义: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不论施行什么样的体制,只要仍然在社会上提倡感恩,就肯定不能避免权力层的腐败和小人的掌权得势。不论在任何时候,只要社会上仍然提倡感恩,就不能摆脱政府、政党和统治者个人利用人们的感恩之心来达到专制独裁、个人崇拜的危险。要想让一个体制正常运行,就不能提倡感恩的观念,就要提倡“忘恩负义”和“无情无义”的观念,这样国家权力才能既不为人情所买,也不为人情所卖。

如果百姓能忘恩负义、无情无义,国家就不会被任何政党和个人的恩情买去,既不会听任他们胡作非为,他们也搞不成个人崇拜。如果官员能忘恩负义、无情无义,国家的权力就不会被小人的恩情买去,就不会出现权力庇护坏人和小人却祸害良民和百姓的事,邪恶或独裁的政府也会因为缺乏支持者而无法长久维持。如果领袖能忘恩负义、无情无义,社会就会公平,就不会为一部分人去牺牲另一部分人,更不会帮一部分人欺压、剥削另一部分人。

为了打击感恩文化,除了提倡忘恩负义、无情无义的观念,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提倡一种新的、健康的感恩观去取代陈旧的、病态的、狭隘的、错误的感恩观。这种新的感恩观可以想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一切都感谢上帝一样,把一切恩德都归于天地和自然。

中国最古老、最正宗的宗教就是崇拜、感激天地和自然万物的宗教。在中国的农村(至少是北方大部分农村),虽然佛教已经流行了一千年,但每逢过年时最大、最显赫的牌位是供奉天地的,一般写为“天地之位”。我们家的上下联儿总是: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河。夫妻成亲时也是先拜天地,拜堂时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父母),夫妻对拜”,所以两个人成了亲也俗称为拜了天地。由此也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深柢固,即使受到政府提倡的佛教和儒教的万般挤压,也能流传五千年以上而不倒。

这种自然宗教虽然能分散人们之间的一些感恩之心,对今天的环境保护也有利,但无法把人们之间的感恩之心消弱到足够低的水平。这种自然宗教倒是一种比现在流行的大部分宗教都更健康、合理的宗教,值得提倡以使其拥有与它相般配的社会流行率。

在我看来,能够更好地取代中国目前感恩感(在此称为“私人感恩观”)的应是一种“社会感恩观”。这种社会感恩观认为社会才是真正的恩人:人们从社会中获得了任何好处,要感激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施恩者,要回报的也是整个社会及其中的任何一员,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恩人。也就是从某个个人或组织出得到了好处,要记着,要记着在以后有了机会和能力后加倍回报社会,而不是给你恩的那个恩人或组织。比如,你在上大学时获得过社会人士、老校友、学校或政府的助学金或困难补助金,你要感激回报的不是社会人士、老校友、学校或政府,而是整个社会,通过自己有能力后资助你认识或不认识的贫困学生、贫困个人、贫困集体或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来回报你当初得到的帮助。

这样,当上级官员被小人或下级吹捧了、奉承了、伺候了、照顾了、尊敬了、送礼了,就应当认为自己是被社会或社会中的一员、百姓中的一个称赞了、照顾了、送礼了,自己就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依法、秉公办事,好对得起社会和百姓的表扬和尊敬。对具体的吹捧、伺候者、尊敬者或送礼者应视为已从社会或自己的本职工作中获益的人,需要提拔人才或分配好处时应避开这些已受惠者而公平、合理地给予其它的人,或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符合国家规定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的方式来分派。只有这样,官员们才不会成为小人的工具和奴隶,国家的权力才不会沦入小人之手。

当百姓或下级受到上级官员提拔了、重用了、赏识了、奖励了,就应当认为自己是被国家、社会或人民聘用或赋予职权的管理者依法正确、合理地奖赏了、提拔了,提拔、重视自己的是社会、是人民,具体的提拔者只是在做他应做的工作。为了回报社会和人民的提拔和重视,自己应该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正确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好对得起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重视。在被提拔后,我这个被提拔者应尊敬和重视那些反对提拔我的人,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批评,好改正自己的缺点,提高自己的工作。而对于提拔我的人,他提拔我就说明我的行为和工作已大都获得他的认同,我靠近他也不会有太多的益处,就不必多靠近他了。这样,上级就无法利用感恩之心来操纵、收买下级了。

提拔了下级的上级官员也应当放弃以恩人自居的心理,因为这样做只是依法、正确、合理地完成自己的职责和任务。也即不是在施恩,而是在尽职,是在完成工作要求。如果在提拔官员或分配利益时有了施恩之心或带有报恩之心,工作就会必然出现偏差,就不能尽职尽责地完成任务,就是失职。只有不对个人感恩,才能公平、合理地提拔、利用人才。

要施行上述这些报恩于社会的风气和观念,就必须忘记具体的施恩者、必须对具体的施恩者无任何感激之心,所以就必须提倡对具体的恩人要忘恩负义、无情无义。唯有宣扬感恩戴德、有情有义的害处和忘恩负义、无情无义的好处,才能做到“得恩于个人,报恩于社会;自己不施恩,社会在施恩;自己无恩人,恩人是社会。”,才能保证国家的权力不为小人和阴谋家所掌握。

 

第二章、感恩文化对人们生活、生产、科研和社会体制的破坏

一、感恩文化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影响:

中国人从小就被父母和老师们反复灌输着“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观念。知道感恩、不忘本,并能知恩图报、“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人,会得到社会上的一致称赞和表扬。反之,如果一个人得到过别人的恩惠或好处而不回报或感恩,那他就是“忘恩负义”、 “没有良心”的“白眼狼”。 忘恩负义成了和不忠不孝并列的大罪恶之一。于是乎,我们这些有良心的人(人口的99%以上)都知道感恩,都知道知恩图报。

和其它的动物一样,人天生有报恩的倾向,但并不强烈,得到大恩也往往只会有一点点儿的感激或怀念之情。对这一本性的不断强调和强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使我们即使只得到过别人一点点的好处也长久不会忘记象,会象欠了债务一样时时想着该如何还报。对于欠下了的大恩惠,就更是“欠了人情债,一辈子也还不完”了:除了时不时地要问候一下,逢年过节还要亲自登门拜访,表现谦卑感激之情。

中国人都喜欢人情味,中国人也最有人情味。可是有人情味,就意味着要应酬更多的人以及更频繁地应酬每一个人,就意味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与工作和个人生活(兴趣、爱好和锻炼)无关的事情上。而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用在人际关系上的多了,用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上的就必然减少。但为了维持生计,工作时间是不太可能减少太多的,于是就只能牺牲自己的其它时间,于是就没有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时间。

个人和家庭时间的减少不但会使子女得不到足够的关爱和教育,也会导致自己缺乏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神经得不到休息必烦躁,身体得不到锻炼必病弱,二者加在一起必加速衰老。

当这种人际关系又有太多的吃喝时,肥胖和高血压就更加高发,酒精就又使人更多地处于麻醉和昏睡状态,破坏着神经中枢和循环系统。因此,为人情所累的社会人人都很忙、很累,身心俱疲,身心皆病,就更不要说去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了。

天天都由于人际关系而浑身劳累、精疲力尽、体质衰弱的人是不可能集中精力做好工作的。如果说清末的鸦片使大部分的中国官员和许多富人每天少工作五六个小时,平均寿命减少二十多年的话,一千多年来形成的人际交往传统则使许多中国人在每天能集中精力工作的时间平均减少两三个小时,每天的休息时间也平均减少两三个小时,使人的平均寿命减少大约十年并因此使每个人的工作年限降低。想想这么多的人口再加上这一千多年的累积,就知道中国为此所遭受的损失了。

人喜欢热热闹闹的群居和社交,但也喜欢无牵无挂的清静和独处。我认为在拥有了家庭之后只需要社交而不需要独处的人很少,只需要独处而不需要社交的人也很少。大多数人既需要热热闹闹的群居和社交,也需要无牵无挂的清静和独处,还需要一定的集体活动。

我觉得用于独处的时间越多,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生产、公平和创造越有利。用于私人交往的时间越多,对个人的才能发挥、能力提高、兴趣满足、自我实现和身心恢复越不利,对社会的发展、生产、创造、公平、公正和兼爱越不利。用于集体活动的时间越多,对个人的自由和独立越不利,对社会的健康、活力和公平越不利,对某种形态的社会公德的建立和强化越有利。

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个人用于私人交往的时间太多,用于个人和家庭独处的时间太少了。私人交往除了会败坏社会公德、破坏国家制度,还会导致自我的丧失:没有时间用于个人爱好、个人学习、个人创造,也没有时间用于个人的身体恢复和锻练、心理休息和沉淀以及品行和修养的完善和提高。个人爱好、个人学习和个人创造能为社会带来进步和财富;个人的身体恢复和锻练以及心理休息和沉淀能保证正常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从而保证社会的生产和创造效率;个人品行和修养的完善和提高对维持和改善社会风气、社会体制、工作关系、家庭生活和后代培养等都极为重要。由此可知,太少的独处时间会导致社会的贫穷落后、习俗邪恶和个人的丑习陋行。

二、感恩文化对科研和创造的影响:

在社会层面上,过多的私人交往对科研工作的影响尤其巨大。普通的生产活动基本上都是重复性的,不需要什么思考,因此对精力是否集中要求不高,而科研创活动,不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创新,都需要长期不断地集中精力、深入思考才能有所突破。而要想做到集中精力、深入思考就必须没有任何杂事干扰。

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会天天面临各种困扰。有来自别人有意无意之中对自己的侵犯,有自己有意无意之中对别人的侵犯,有亲戚朋友对自己的各种请求,有自己对亲戚朋友的各种请求。人际关系复杂还会导致体制败坏,而在体制败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侵犯能得到公正解决的很少。于是,每个人的不平和怒气就会越集越多,个人对社会的仇恨就会越来越大。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除了亲戚朋友之外其它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仇敌。

于是人与人之间越不能互相容忍、原谅,为了丁点儿小事就会出口伤人,以发泄自己心中聚集的不满和怨怒之气。这种怨怒之气互相传染、扩散,就有了中国现在这样一个人人都互相仇视憎恨的社会。这些点点滴滴的小怨天天能把人气得半死,那些由于司法和分配不公引起的大怨更是让人寝食不安。在这种环境下不得癌症早死才叫奇怪呢。这些断断续续的纠纷、天天发生的摩擦和争吵,加上亲戚朋友间的日常应酬、互相求助与帮忙,再加上为了各种利益的四处奔走活动,科研人员能身心合一地专心思考的时间少之又少,能出什么科研成果呢。

所以,私人交往不破除,科研人员就不可能专心思考,不专心思考就不可能创新,即使再投入更多的经费也无济于事。但破除这些习俗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为了能使科研工作早日走上正轨,目前的捷径就是把科研单位都移出大城市,搬到偏远无人的地方,并限制科研人员离开的次数和时间。现在的科研设施则留下来作为培养科研人才的教育设施,为学校所用。

三、感恩文化促进私人交往从而破坏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不曾出过国的人不会意识到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彼此憎恨的。出国后走在满是白人的大街上偶尔会遇见一两个同样形单影只的同胞,彼此互望一眼,感到的不是亲切或友好而是厌恶或憎恨。从同胞戒备和敌视的目光中才知道其它中国人对一个平凡无闻的我的仇恨,再反省自己当时看同胞的心态和目光,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其它素不相识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刚开始还骂别的中国人见了鬼子友好客气对同胞却敌视仇恨,后来才意识到自己也一个德性,大家都彼此彼此。

意识到了这点就知道了现在和不久前的中国社会是人与人充满敌意的社会。我们在国外大街上见到自己同胞的反应只是一种条件反射和过去习惯的延续。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与仇视呢?我觉得这既是制度引起的,更是文化造成的,是制度和文化引起的广泛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导致的。西方社会人们之间的文明礼貌、相亲相爱、轻松自在则是社会存在较好公平和公正的证明。

不公平和不公正往往是由对权力的不正确或不合法利用造成的,广泛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则是由于太多的人能不正确或不合法地操纵、利用权力造成的。太多的人能不正确或不合法地操纵、利用权力是由于太多的人可以利用、影响掌握权力的官员。太多的人能够利用、影响掌握权力的官员是由于太多的人能通过错综复杂的人际和人情关系网与官员发生联结。太多的人能通过错综复杂的人际和人情关系网与官员发生联结是由于这种人际和人情关系网的存在以及太多的人能触及、连接到这张网上。这种人际和人情关系网的存在以及太多的人能触及、连接到这张网上是由于过浓的人情味和过多的人际交往造成的。过浓的人情味和过多的人际交往是由感恩文化促成、维持、强化的,是通过鼓励人们有目的的施恩和交往造成的。交往其实也是一种施恩。

感恩情结人皆有之,感恩文化能在中国泛滥成灾除了中国人天生的更多愁善感以及中国多愁善感的诗词文化泛滥成灾更加促进、培养了中国人多愁善感的情怀从而使中国人更多情、更知道感恩外,更主要的是宣扬礼节和强调感恩的儒教独尊造成的。

儒教的逻辑基本都是基于感恩。孔子对为什么要忠君给出的解释是国君的恩情高于父母的恩情,更高于所有其它人的恩情。孔子对为什么要孝敬父母给出的解释是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孔子对为什么要尊敬妻子给出的解释是妻子能传宗接代使祖宗牌位前的香火不断。孔子及儒教弟子对尊师的解释也是老师有教育、培养之恩。如此等等。既然儒家教义都是以感恩为基础的,儒家就必然要强化这一基础。

为此,儒教不但广泛宣扬感恩观念,还制造了许多的基于感恩的行为标准,把人们置于更广泛的礼节之网中,使人们被迫做更多的基于感恩和人情的交往,并美其名曰“礼尚往来”,也就是重视礼就要崇尚人与人之间一来一往的交往,要不断往来,不要断绝。可以说,感恩文化的泛滥成灾和人际交往的泛滥成灾都离不开儒教文化的推波助澜,甚至是儒教文化一手造成的。

要想破去这种畸形的感恩观念和交往风俗不但要彻底抛弃儒教,还要单独反对感恩和私人交往,提倡忘恩负义、无情无义,提倡“得恩于个人,报恩于社会”。要让人们都知道感恩的害处和忘恩负义的好处:如果我们能忘恩负义、无情无义,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不会天天有那么多的恩和情,我们就不会在越来越多的恩情之海中挣扎、淹没,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如此的纠缠不清、复杂麻烦、牵牵挂挂、劳心费力、疲于奔波,我们的社会就会健康、公平、公正、合理、有序,人们之间就会互相平等、互相热爱、互相尊重,我们就会天天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

礼教提倡私人交往,感恩又使私人交往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各种好处,因为交往也是一种互相施恩的过程。交往带来的现实好处又诱使人们更加主动地、有目的地增加私人交往、扩大交往范围,尤其是努力向上扩大。

私人交往能带来什么好处呢?私人交往有助于孩子上学、家人看病、个人或家人就业、提职加工资、贸易往来上的互助、司法纠纷上的以权谋私和徇私枉法等。因此,广泛的私人交往是对社会公平和法律公正的彻底破坏。在任何社会事务上,一个人利用了私人关系就意味着没有利用私人关系的其他人受到了损失。这样,没有私人交往所带来的不利又使私人交往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强迫着人们尽力发展各种私人关系。

因此,现在的私人交往已经更多地出于功利目的,造成这一现象的感恩文化又反过来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为了建立这种功利目的的私人交往,就要天天嘘寒问暖、巴结奉承、请吃请喝、送钱送礼、给以利益、施以帮助以培养任何有用之人对自己的感恩之心,以便到需要时兑换为帮助或利益。

为了保证这种恩情能在需要时兑换为利益,每个人又自觉或自动地支持、宣传、鼓励感恩的观念,对有恩必报、知恩图报者予以赞扬,对有恩不报、忘恩负义、无情无义者予以贬斥。因此,感恩报恩的观念和行为、故意施恩的意识和行为、互相利用的意图和目的以及对感恩观念的宣扬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正循环。这一正循环是两千多年来虽然发生了无数次的朝代更替和大难大乱,感恩的习俗和观念却一直流传不已的原因。

私人交往对公权和法规的破坏远比我们平时感觉到的深刻、广泛、严重,是贪污、腐败、混乱、不公平、不公正和社会上小人得势的主要原因。不论什么样的制度,只要解决不了私人交往的问题,就会早晚走向腐败。可以说,私人交往是腐败之源。消灭了私人交往就消灭了腐败,消灭不了私人交往就消灭不了腐败。低程度的私人交往带来低程度的腐败,高程度的私人交往带来高程度的腐败。

私人交往对公平、公正和人际关系的破坏随处可见。比如,在国外出了交通事故,事故小时彼此先互相问候,失误方说对不起,然后在记下彼此的车牌号、驾照号、保险号和保险公司的电话号后就再见了。事故大时,则打电话叫警察。有人员伤亡时则叫急救,警察或救助人员会通知家属。过去在中国就不同了,一旦出了交通事故,事故的双方马上掏出手机一通招呼,招呼的不是警察而是亲戚朋友,不一会就会有许多人来到。这些人会马上纷纷托关系、找路子,帮你摆平。简简单单的一起事故需要如此多的人劳心费时,然后又变成权力和关系的较量,实在荒谬。其间看到的不是独立、自信、负责、敢作敢当、顶天立地的人,而是胆怯、害怕、依赖他人、猥猥琐琐的可怜虫,实在可悲。

实际上又岂止交通事故,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纠纷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熟人和关系,尤其是公检法和政府中的熟人,或通过社会上有关系、路子广的熟人找关系,以便能向负责的官员说情,或通过官员的亲友或官员的上下级说情。然后,送礼、送钱,上下打点,前后运作。我们中国人常常把打官司称为跑官司,说的就是这种不停地跑来跑去、四处求人、到处活动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下,不想托关系求人的也被迫到处托关系求人,否则就会有理变成没理、小事变成大事。结果,当事人不想送礼也得送礼,因为只有送了礼才放心。官员们不收礼也得收,否则,就会被说成不给面子或没有人情味,就没有亲朋好友。而没有亲朋好友就几乎没法在社会上生活,孩子上学、工作,家人生病住院,都离不开熟人,于是不贪也得贪。就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成了没有关系和亲戚朋友就寸步难行、就处处受气吃亏的生活。我们的社会也成了无人不行贿送礼,无官不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的没有公平和公正的腐朽、腐败、混乱的社会。

四、如何克服感恩文化对社会体制运行的影响:

这一观念虽然深刻、强大、持久,这一观念的自我维持机制虽然强劲有力、经久不衰,但只要我们弄清了它的起源和循环的各个环节,我们就能找到有效的反制方法,使它停顿、消弱、消失。除了上面提到的抛弃儒教和礼教,反对感恩报恩观念外,还要反对私人交往,鼓励人们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各种自我实现之中。最重要的是要破除私人交往的有用性,也即要保证私人关系无法为个人带来任何物质性和名誉性的社会和生活利益。

为了破除私人交往的有用性,就要建立对利用私人关系谋取个人利益、干预社会按法规运行的行为进行惩罚的法律规定,也即就要确立行贿罪、破坏司法公正罪、败坏国家体制罪等。在行政方面的可通称为破坏公平竞争罪,司法方面的可通称为破坏司法公正罪。

政府官员的受贿要追溯其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之间任何个人或组织给的超过正当报酬的物质或名誉利益都被视为受贿。官员的财产每年都要接受审查,超过合法收入的部分一律视为受贿。受贿者应处以受贿额十倍的罚款,行贿者应处以一百倍于行贿额的罚款。无力支付罚款时,则按金额以刑期相抵。一般以当地的平均工资为标准,一日平均工资的金额以一日的监狱刑期相抵。刑期必须在监狱中完成,不得保释或假释。当行贿者包括直接行贿者和指使行贿者时直接行贿者负10%的责任,指示行贿者负90%的责任。如果徒刑超过了他们剩下的平均寿命,则不足的部分要通过拍卖属于他或由他挣得的财产(包括私人和公司财产)来抵消,直至全部卖完。

在司法纠纷中,对没有行贿但找关系、托人说情者,若其最终为输方,则将其支付变为其本应支付的十倍(无力支付时以入监的刑期相抵),多出来的九倍上交国库;若其最终为胜方,则将其应得的补偿变为其本应获得赔偿的十分之一,余出来的十分之九上交国库。其中,被求情的政府官员不会因为有人求情而获罪,但若判决有误则按渎职论处;而其间求情或帮助求情的政府官员则予以免职。为了对社会起到警示作用,对司法纠纷中的行贿者、托关系者、渎职者应以破坏司法公正罪的罪名向社会公布。对政府行政中的投招标或人事变动等行贿者、托关系者、渎职者应以破坏社会公平罪的罪名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感恩之心对教育的影响

“感恩”文化不但败坏国家的官僚体制、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还破坏着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

一、“尊师”的缘由:

中国社会不停地强调老师的辛苦工作和无私奉献,不但全社会要“尊师重教”,还要求学生们要以感恩之心尊敬老师,而且要感激老师一辈子,却不知道尊师就不能重教,重教就不能尊师。

尊师的风气似乎是我们社传统文化的错,是全社会的责任,但如果进一步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尊师的观念和风气主要是老师们自己一手制造并宣扬的,是老师们为了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学生和家长的尊重以及以后能从学生或其家长身上获得各种可能的好处和帮助而炮制、灌输、鼓吹的。

为了获得尊重和好处,就需要让社会、家长和学生们对自己心存感激。要想让他们心存感激,就自然要夸大自己的辛苦和牺牲。于是就有了古代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至理名言,就有了现在的老师们“深夜在灯光下备课”的经典画面,就有了“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的反复强调。因此,一千多年来中国的老师们大都是小人,是除了官员和儒家之外的第三大小人阶级。

他们不但要强调自己付出的牺牲,还要强调自己工作的伟大、重要,自己目的的纯洁、高尚,从而使自己的牺牲和辛苦更有意义,使自己不仅为学生所感激,还要让学生的家长感激,还要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感激。中国不就因此设了一个教师节吗?如果没有感动整个社会,怎么会只有教师节而没有垃圾工节、服务员节、公务员节、首长节、公交司机节、纺织工节呢?

独独中国设立了这么一个教师节,是因为中国的教师比别国的教师格外高尚、格外辛苦、格外奉献、格外牺牲吗?非也!以我个人在国内外的体验和观察,反而是西方国家的教师格外尽职、格外高尚、格外无私。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整天自我吹捧的教师反而比不自我吹捧的教师更高尚、无私,那才要奇怪了。

二、“尊师”必然“轻生”:

一千多年以来,中国的小学老师就以体罚、责打、辱骂、贬损、伤害学生为己任,并对此坚持不懈、兢兢业业,而且前赴后继,几乎个个如此、代代如此,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凭这一项记录,这种风气下的国家不可能不衰退落后、任人欺凌,而被这些老师奉为圣人的孔子和他的儒教也不可能不是祸国殃民、毁人不倦的邪教头子和邪教。老师们所教的内容也肯定象他们所用的教学方法一样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这些都是必然相关、互为因果的。

我上小学时,在全校大会上校长除了举例讲各个老师如何如何辛苦、如何如何带病工作、如何如何为了上课而放弃了对家人的照顾之外,就是讲:“老师是最无私的的。因为知识是最宝贵的,而老师肯把知识毫不保留地教给你们,不是无私的人怎么能做到呢?老师不仅肯把知识全部教给你们,还怕你们学不会而千方百计地教你们、严格地要求你们。现在有的人为此骂老师、恨老师,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老师这样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为了国家好。为了你们好,为了国家好,老师们不怕费劲儿不讨好。”

老师们也常常在课堂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辛苦和牺牲。在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牺牲、劳苦和奉献时,老师们就给自己制造了满腹的委屈和幽怨。在看到许多自己的学生们都“由于”自己的辛苦教育飞黄腾达了而自己却只能在这里继续毫无希望地一拨接一拨地教着学生,直至老去,心里就会因失去平衡而扭曲,委屈和幽怨就会化为刻薄、仇恨和怨毒。于是,在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严格要求都是为了学生时,就有了痛打、辱骂学生的借口和理由。这样就导致了把心中的委屈、不满和仇恨以抽耳光、大脚踹等打学生或以极端难听、极端伤害性的话来骂学生等方式来尽情发泄。

有人会说,你上面不是说老师希望以后从学生那里获得好处吗,怎么还会打学生?老师敢打学生岂不是说明老师并没有你说的那么阴险自私吗?看似如此,其实不然。看看老师责打的都是什么样的学生就知道了。以我的亲身经历,老师打的多是家中无权无势、父母平时在社会上也受人欺负、本人又被老师很瞧不起的学生,对家中有权有势的或父母飞扬跋扈的老师倒要反过来讨好学生,对家境普通但本人学习十分出色者老师也往往尽量拉拢,对父母懦弱但本人性格刚硬的学生,老师也不敢过多打骂。老师敢于打骂的往往是父母无能懦弱、自己也无能懦弱的学生,这不正说明老师的势利和自私吗?

我上小学时就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痛打一次一位父亲从小是孤儿常常被人们欺负、学生本人也很老实的同学。她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着,一边用带硬塑料跟儿的鞋狠狠地踹着这位同学,常常从教室的一头儿踹到教室的另一头儿,再踹回到那一头儿。那个学生被踹得一脚就是一个趔趄。下课后,这位同学常常到背人的地方翻开衣服察看自己的伤情,有一次正好让我看见。除了新旧交替、青红相接的淤痕,有的还流着血,惨不忍睹。同样是这位女老师,对父母在村里有头有脸的学生却是整天笑脸相应,不是夸奖就是表扬,生了病还会主动去家访、补课。这就是一位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辛勤奉献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在我的经历中有一半以上的小学老师打学生。骂学生的就几乎是100%了。什么不要脏脸啦,不嫌丢人卑姓啦,什么蠢货啦、笨蛋啦、脑袋象榆木疙瘩啦等等,什么脏话都骂得出来。可以说,我掌握的最能伤人的话都是从我的小学恩师们那里学来的。我前些年吵架时会偶而不自觉地把其中的一、两个赏赐给我那可怜的老婆,骂的她一愣一愣的。

老师们打完了、骂完了、发泄够了,还要装出一副或痛心疾首或满腹委屈的样子说:“我这是恨铁不成钢啊!我这样生气,这样打骂你们,还不是为了你们以后能成材啊”,“我这样打骂你们正说明我爱你们、对你们的前途负责”,“我这么打骂你们还不是为了你们以后好,即使你们记恨我,我也不怕!”等等。

三、“尊师”必然“轻教”:

尊敬老师和感恩老师不仅导致了老师对学生身心的不尊重、打击和破坏特权,还导致了教育方法的错误和教学内容的陈旧。一千多年来,自高自大的老师往往都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让学生们学习知识,懒得认认真真地为学生做什么讲解。教的内容也是三字经和四书五经等,一千多年里一成不变。

在西方教育模式的对比下,今天的中国认识到了自己教育的落后。开始反对老师体罚和辱骂学生了,开始按西方的教材和教学方式改进自己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了。但仅靠引进和学习西方国家的现成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形成一种好的观念和机制。要用好的观念维持、改进好的机制,要让好的机制创造、产生、改进好的模式。没有正确的观念和机制,引进来的好东西也会渐渐变成坏东西。

教育也一样,只有有了正确的教育观,才能建立、维持好的教育模式,才能端正老师的行为,使老师和学校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不断提高、完善。正确的教育观至少包括正确的教育目的观、教育内容观、教育方法观和教育主体观,他们之间不是独立的,是互相联系的。其中,教育主体观就是教和学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谁应该服从谁的问题,也即老师和学生谁为主、谁为客的问题。

现在和过去的中国在实际中都以老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在师生关系中强调老师为上、学生为下,学生应该尊敬、服从、感激老师,老师应该教育、指引学生。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而不是让老师有一个可以天天演讲或发泄的平台。所以,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主、为上,老师为辅、为下。老师应该尊重、热爱、服从学生,学生应该和家长、社会一起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要求、教导、指挥老师。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去掉老师头上虚幻的光环,夺走他们手中毁人的特权。实际上,也只有去掉了他们头上虚幻的光环,才能夺走他们手中毁人的特权。

四、老师是如何通过宣扬感恩来推动尊师的:

老师的可恶之处还在于善于利用舆论这把利刃。老师能控制的舆论工具就是课堂和学校,从课堂和学校走回家的学生们会把信息传达给父母,又通过父母传达给亲朋好友和同事,从而进入社会,其能力不可小视。如果得到了某位已走入社会的学生的帮助,就利用自己的课堂和学校大力表扬,把他树立为“尊重老师”、“不忘本”的正面形象,以鼓励别人仿效。如果某前学生拒绝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