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接近太阳的人2018-12-06 06:16:27

 

1980929,中共中央决定:“凡是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1988年6月18,中共中央办公厅再次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

然而,时至2013年的今天,还有一个被劳教的“小胡风反革命分子”,在艰难呼喊……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孰料,我却蒙冤58年,其间待处理3年、劳教3年、劳改17年、劳改释放分子2年、此后又上访33年,我的青春、我的中年消耗殆尽,我的老年或将含冤到生命之终结。

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任务:站岗放哨、宣传、送信);1947年任苏北建阳县五分区开沙乡敌工部交通员(任务:传送情报、刺探敌情);1949年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三期学习,后被华东公安部选用,成为公安保卫系统干部,和一批同志被派往皖、苏等省执行公安、劳改任务;1953年,我们奉调回沪,我被派往中央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保卫科任职,期间我读了不少书,业余时间写诗、写小说。

1955年全国揭露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同科某人趁我外出,撬开我办公桌,窃取了我的文稿、笔记本、私人信件等物,向所长、书记郦燮昌打小报告,说我所写文稿,就是胡风反革命言论,说我就是“胡风反革命分子”。于是,人保两科关门,开了我3天批斗会,乱箭齐发,罪名越说越多,革命者立马变为“反革命”。又无理停发工资6个月。刚满20岁的我,一时懵了。但我并不甘心,申诉信写给上海市委柯庆施书记,写给周恩来总理,我申诉我的冤屈,我揭示某些人撬我办公桌,盗取我私人物品邀功的丑恶行径。罕见的五十八年上访,从此开始。

1957年初,伟大领袖搞阳谋引蛇出洞,号召帮党整风。群众对我被搜查、被批斗、停发工资等情反映强烈,要求作出说明,市卫生局责成生物所查处,局人事处、局团工委3次来人督办。郦燮昌遂令成立“张百年事件专案小组”,彻查本案。然而,转瞬全国“反右”,生物所大反攻,大字报铺天盖地,“张百年事件专案小组”忽被定性为是向党进攻的重磅炮弹,组员罗博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宁夏劳教;组员吴桐被定为极右分子,当典型反面教员(二位现为离休干部);转业军人汪伦才(肯定是离休干部)被逼自杀身亡;共产党员孙仲友、杨俊芳(现为离休干部)在党内受严重批评。

当事人的我,在劫难逃。1958628日,又接连开了我两次批斗会,说我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是胡风分子、坏分子、流氓分子……开除团籍、开除公职,解横浜路监狱劳动教养。但既无《开除决定书》,也无《劳教决定书》。我问具体案由?生物所回答:“你到里面就知道了。”到了“里面”,回答也不善良:“你他妈的自己犯罪自己不知道?”或“为什么抓你?共产党搞错啦?”我目瞪口呆。

时逢全国大跃进,抓人当然也大跃进,上海抓人的一个方面,就是3个月抓了8000人送劳教,我是其中之一。劳教是个框,拉到篮里就是菜。(参见附件一:“军天湖50年”)。19587月初,在我军刺刀、机枪之下,我们8000多劳教分子被押解闽北深山改造。

现时劳教制度有点进步,一年、二年、三年判定了的,期满可以释放回家,社会还关注其就业。而我们那时是无期的,最早被解除是2年多,大约占07%上下,多数是5年左右。根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纵然解除,也不释放,叫做 “留场继续改造”,这就进入无期了!我们心中就暗暗叫苦了,知道这辈子彻底完蛋了!其实,这也对,按阶级斗争哲学,这就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可我们并没犯什么罪呀,有的还是无罪之身,有的冤沉大海。再者,不是说“劳教只是行政处分嘛”,怎的通统变成阶级敌人了?说不通,搞不懂!

1960年前后,因饥饿和超负荷劳动,我们在闽北的这批劳教分子发生严重死亡。比如我所属坑塘分场第九中队,后来以二、五两个中队并入;相邻的十一中队死得少,1/3。每队核定150人,以这4个队为例,原有600人,死得只剩250;以此类推,8000人会死多少?而且死亡者,全都没有熬到解除的那一天,成了永远的劳教分子。虽然从政治上看,彼时解除不解除没啥区别。

按照党和国家既定政策,是通过劳教(或劳改)成为新人。而无法理解的是,我们活着的这点人,当了5年左右劳教分子解除后,处理却升级了、“变性”了:1962年再被押送皖南军天湖农场,即“上海市劳改局第三劳改总队”(对外代号宣城333信箱),当劳改分子了(每年都逼我们交待余罪和新罪,每年要写改造小结、通信受检查、随时搜身、不能和干警称同志、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当然也不住在一起……)。这样,劳教劳改,到期不到期,也就“一锅煮”了,我们也就进入灭顶之灾了。虽则如此,我申诉之心不变,“文革”时,我冒死回生物大胆地申诉了一次。不料,稍后在伟大领袖号召下,全国狠批叶剑英、陈毅等老帅的“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我撞在枪口上了,我差点被斗死。但我也终于明白,我的问题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然而,首先,“敌”在何处?其次,对人民应是爱护,怎地要开除?要“专”我25年的“政”?

我在军天湖第三劳改总队再劳改了漫长的17年, 1978年“宽大”释放回沪,再当2年“劳改释放分子”,19804月,在新单位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实验动物室当饲养员的我,始得“平反”。25年工资不补,又谈何赔偿。该“平反”《决定》语调强硬,非但不称我同志,更赫然有“思想意识有一定错误”等3条,将错案作了新的认定,是一种合法的变相和保留。这仍然是指“胡风反革命分子”问题,我强烈不满,愤然拒绝,我没有签字,组织也没做善后工作。等待申诉结果。

公元 1980年起,我进行第二轮申诉,继续呼喊:请求再复查。33年过去!而该所2013326日竟来信拒绝(见附件二),这天至71日,3个多月,我接连发传真12件,但经办人取“三不政策”——始终不发声,不回复,不接待。如此鄙薄老人,轻慢群众,漠视人权,玩忽职守,藐视党的政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样,仅仅为了复查,而尚未接触对案由的甄别,我就呼喊了五十八年,迄无所应,这岂不是中华5000年、世界10000年、古今中外的奇闻怪事!

凡五十八年的上访、奔波、困顿、折腾、苦难,铁也磨亮了,人何以堪!

但我立志要做一个像样的中国人,几十年来,我写作之心不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继承 “胡风精神”——弘扬正气,鞭笞丑恶;献身文化,服务人民。已发表单篇文学作品1000余篇;小说、杂文、散文5部。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58年了,我还是要求对话!要求复查!一息尚存,呼喊不已!

附件:一)20081017《文汇报》新闻:军天湖农场50年。

二)2013年 326日上海市肿瘤研究所来信。

)我的“劳改总队工作证”和“超龄团证”。

请求复查的政策依据

1951年秋摄于安徽小王庄,华东公安部治淮指挥部任文书,时年17岁:

  我的被劳教和上访五十八年      我的被劳教和上访五十八年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癌症和高血压病人、80老人:张百年

201371

 

 

 

 

我的被劳教和上访五十八年

 

以上是20081017日《文汇报》的一篇报道。

所谓“为了上海的社会稳定”,是欺人之谈,其实那时的社会稳定、人心向党的程度高于当下。

所谓 “短短3个月内收容8000余名劳教人员”,是当年“抓人大跃进”的真实写照。我是1/8000。试想,在90天的时间内,一个市,猛抓8000多人,平均每天抓近300人,能不抓错?当年同去闽北改造,又得生还,我现在又有联系的11人,其中10人获平反,这是个什么比例?须知,彼时各单位据指标放手放脚抓人。本人所在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全员610人,揪出右派分子9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反动分子……30人,荣登市卫生局“揪人红旗榜”。

1957年的《劳教条例》本来就违宪,要办你,哪条都套得上,而且你没有申辩权。而且不给处分《决定书》。不给也有原因:一是人太多,来不及写;二是事实不清或无写可写;三是没有必要写。所以,很好玩的,有的劳教分子,改造了20年,也不知道犯了哪一条?天下就是这个天下。

所谓3个月”,并非被抓后,经3个月审理,而后定案。比如我,628日宣布开除公职,当天押送横浜路监狱,75日在剌刀、机枪之下(好像没有大炮、坦克)押解闽北。同组韩东祥,派出所民警,早晨8时下里弄,9时回所,奉命送两名“罪犯”到横浜路,谁知到后打开材料一看,韩本人也名列其中,不容分说,当即被扒下警服当劳教分子。同组陈阿毛,早上去菜场卖菜,后如约9时到派出所问何事?当即被推上汽车,集体送达。转瞬之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些亲属自杀了,老人吓死了;更多的是劳教分子饿死了)。

所谓“教育改造劳教人员一万二千余名”——现在报上登的叫“劳教人员”,是提倡法制以来的新名词;而当时诉诸文字和口头,一律叫“劳教分子”,比如“劳教分子张百年”。据后来平反情况看,仅这8000多人至少有6000多是抓错了。再者,在闽北非正常死亡的几千劳教分子,也算是得到“教育改造”了吗?今天,你要求再复查吗?这虽与经办人无利害关系,但某些人就是有一种顽固和阴暗心理,就是顶着不办,并以此为能事,更以欣赏他人的痛苦为快乐,这是非常可怕的!

 

上海闽北农场、军天湖农场(上海第三劳改总队)原劳教分子、劳改分子:张百年

201371

 

 

我的被劳教和上访五十八年 

 

此件是“三无产品”—— “无法复查”、“没有根据”、“没有权限”!——而事实绝然相反。

公元2012年七八月,中共上海市教卫委老干部处巡视员陈其昌和经办人于美华二同志,据我的上访、申诉,亲赴肿瘤所,负责地将本案交办,并嘱我:“你放心,肿瘤所会找你的。”再半年后的201325,肿瘤所3位大员才姗姗光临,坐了10分钟,即该件所谓的“沟通”,实际根本未触及事项。326日,即来此件。

市教卫委和市卫生局,根本不可能说无法复查平反”、“没有根据”这样既无视事实、也置政策于不顾、更是出尔反尔的混账话。陈其昌、于美华二位从未拒绝我复查的请求,团市委还主动寄我相关文件,叫我据以申诉。既是“根据已有材料”,怎么又是“无法复查”。这叫什么话?你是看了材料胡说,还是没看材料瞎说?那怕 “已有材料”铁定我是反革命、是台湾空投特务、是美国间谍,那你也要向我宣布罪状嘛。如此推诿,这不就是朱镕基同志怒斥的旧社会衙门作风嘛!这是五十八年来,或者是公元1980年来,我所遭遇的最不负责、最官僚的分子,而且制造民怨,往共产党脸上抹黑!中央政策出了中南海,却进不了上海市肿瘤所,“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此作为,在当下,从道义上说,不公正;从品质上说,不道德;从法纪上说,就是渎职,就是侵犯公民权。

今天,你要求再复查吗?这虽与经办人无利害关系,但某些人就是有一种顽固和阴暗心理,就是顶着不办,并以此为能事,更以欣赏他人的痛苦为快乐,这是非常可怕的!

十八大如此亲民、“中央八条”要求转变作风、习近平同志敬人民如父母,而肿瘤所党办该负责人对我取戏弄手段,你有愧肿瘤所,有愧我!我活着不放过你,临死也要骂你3声;死后变厉鬼,击其头,食其肉!——太令人伤心了

 

我的被劳教和上访五十八年

上海市公安局19804月对我平反,经我多次催促的一年多之后,原处理单位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才补我此证(见“八一年五月七日补”字样。这证明我曾是团员(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据称,我1949年七月所写《入团申请报告》和七八月所写《入团志愿书》没有了(?)。而这两件上有我当交通员的表述。也就是我要求按规定补办档案的理由之一。

我的被劳教和上访五十八年

这是1975年,发给我们劳改分子的所谓“工作证”。这时,我已被改造了17年。我们的工作证与干警的工作证有根本的不同,他们是红色的,单位是上海市公安局,有封皮。我们是蓝色的,一张硬纸,“编号沪劳三总”清楚表明:我们所属为“上海市劳改局第三劳改总队”,总场机关大门旁挂的就是这个牌子。发这个玩艺给我们,是进一步明确我们的身份,是为了更方便地管理我们、让我们永远留场、永远被改造、永世不得翻身,直至死亡。做梦也没想到的平反,是永垂不朽的恩人胡耀邦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光明。

上海市公安局原来下设劳改处,后因被改造分子猛增,业务大发展,遂升格为劳改局,但仍属公安局领导。

 

 

请求复查的政策依据

 

一)8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

“对于公民的申诉、报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

 

二)中共中央[1980]70号文件:

"对于任何冤假错案,不论它涉及到什么人,包括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毫无例外地坚决予以平反纠正。全错的全纠,部分错了的部分纠,不允许拖延不纠。对于那些极少数有意抵制中央的方针、政策,明知造成了冤假错案还顶住不肯纠正的人,则应当给予党纪制裁。"

 

三)《中央组织部关于彻底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进一步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

中组发〈19815号)〉:

1 “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对这些案件的复查,总的精神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有申诉的和虽然没有申诉但明显搞错了的,都要进行复查。”

2 “已经复查过的案件,一般都有百分之十或二十,个别地方甚至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不符合要求。主要是定性偏高,处理偏重,或平反不彻底,不该留尾巴的留了尾巴。他们对中央落实干部政策的方针采取抵制的态度,或者硬顶,或者软拖,对应该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迟迟不予解决。对这样的人,要进行严肃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