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2019-09-16 12:27:42
铁列克提战俘袁国孝,苏联入侵中国战争的唯一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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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列克提位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巴尔鲁克山西部,边塞苦寒这里终年人迹罕至,2008年的一天,一个农民从万里外的河南赶来登上了这里的一座无名高地。以下是凤凰卫视2015年11月24日《冷暖人生》文字实录。

 

 

 

当年记者采访留影。左起:新影记者张贻彤、报社记者刘东生、战士袁国孝、八一厂记者刘佐祥

 

解说:铁列克提位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巴尔鲁克山西部,边塞苦寒这里终年人迹罕至,2008年的一天,一个农民从万里外的河南赶来登上了这里的一座无名高地。

 

袁国孝:一别四十年,我生死两茫茫,这也是发源地,一心就想回去,无名高地应该是我的终点。

 

陈晓楠:袁国孝河南柘城县人,改革开放之初他以贩运辣椒发家致富成了乡里有名的“辣椒大王”,不过如今他生意上几起几落,也风光不再了,看上去只是个苍老的庄稼汉。但是关于他的“传奇”关于他的种种神秘,却在乡邻当中暗暗有了很多的传说。

 

 


袁国孝返回铁列克提,为烈士战友扫墓

在他的这个右肩的地方有一道前后对穿的枪伤,这道深深的疤痕暗示着他有着不同寻常的过往。同龄人也都还记得,在1969年17岁的袁国孝去参军入伍了,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就突然一下子成了部队里的大英雄,还四处去演讲。可是正当乡亲们觉得他肯定前途无量的时候,两年之后他又默默返乡了,而且这一回参军之前意气风发的袁国孝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情绪很低落也寡言少语。

 

这时候就开始渐渐有人传言了,说袁国孝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大英雄,而是一个“叛徒”,听到这些袁国孝也并不辩解,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那几个月他究竟经历了什么,顶着“叛徒”的帽子,四十多年过去了,年近花甲的袁国孝却突然决定要打破沉默。

 

袁国孝:痛苦到生不如死,最怕听到这个词,说我是个叛徒这句话,比杀我我心里都难受。

 

解说:2009年,袁国孝自费请来几位县城的记者,向他们公布自己深藏已久而又众说纷纭的从军岁月。从他口中一个有些陌生的词汇震惊了众人:铁列克提。

 

 

 

右一站立者为袁国孝

 

1969年8月13日,苏联一家部队医院里热闹异常,众多高鼻深眼的苏联医护人员都涌进一间病房,好奇地围观着一个躺在病床上的黄皮肤的瘦小士兵。

 

袁国孝:叫我脱衣服我也不脱,花衣裳我不穿我是中国人,这要是照了相公布到报纸上,这个中国人多耻辱啊。

 

陈晓楠:你以为那是什么囚服或者是什么的,其实是病号服是吧。

 

袁国孝:嗯,他们就用剪刀,剪刀把我这个衣服全部给我剪掉,再就给我送一个内裤,一直在那儿41天,全部穿这一个内裤。

 

解说:就在几个小时前,中苏铁列克提之战刚刚结束,据苏方战报称,苏军取得全面胜利,中方参战人员28人阵亡,这位被带到苏军医院的中国士兵是唯一幸存的俘虏,他就是时年17岁的袁国孝。

 

袁国孝:我就没有抱过生的希望,那个时候是愿着死了好死了好,如果不死咱是个俘虏,没有脸面回去见领导和战友。

 

解说:1969年,中苏两国在东西两线边境上先后爆发激烈冲突,因在西线的铁列克提之战中失利,当时的中国媒体上对本次事件鲜有报道,这场重要性堪比珍宝岛之战的战役,就此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所以作为唯一幸存的亲历者,当袁国孝在四十年后重提铁列克提时,闻者无不深受重憾。1969年3月,轰动世界的中苏珍宝岛战役爆发,中方取得“辉煌胜利”,战后有突出战斗表现的一批官兵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追捧,风光无限。几乎同一时刻,17岁的河南农村青年袁国孝怀揣着军旅梦,和几十位同乡光荣参军,入伍后他被分配到新疆塔城地区的骑兵部队,骑兵训练刚刚两个月,5月初袁国孝被分到铁列克提边防站,该站扼守阿山口,是中苏边界对抗的最前沿。

 

196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国从公开辩论到兵戎相见,中国百姓眼中苏联也从“老大哥”变成了“苏修”,而位于铁列克提的几百米原双方争议领土,也弥漫起浓浓的火药味。1969年珍宝岛之战获胜的喜讯已传到祖国另一头的军营,全军士气大涨,远方传来的捷报和前方将起的战事,让初到边防站的“新兵蛋子”袁国孝看到了杀敌立功的机会。

 

袁国孝:那时候你想我们学生和红卫兵,对于革命近代史都学了不少,听说保卫祖国打击侵略者,都很兴奋,(把这个)当成一个喜事,咱上边防看看到边防,看咱们能不能打倒几个老修。

 

陈晓楠:也不觉得打起仗来很可怕。

 

袁国孝:不可怕,我们去巡逻,每个边防战士兜里都装了好多洋烟,见了(苏联士兵)都撂给他一包,证明我们中国比你们强,给他洋烟他很高兴,证明他没有钱买烟吸。


 

解说:原本尚能和平共处的双方边境巡逻士兵,此时已神经紧绷。据史料称,1960年代末的春秋时节中方牧民赶着畜禽放牧转场时,苏军便会荷枪实弹前来阻击和干涉,甚至出动装甲车和直升机来驱赶羊群,苏军还趁中方巡逻间隙在中国境内构筑工事,私设界标。

 

袁国孝:上边界线就看到他的石头堆挖的还有工事,苏联人挖完工事以后,有些洋镐饭包水葫芦,有的在工地上扔着,我们去了他们不在,我们就拿着他那个水壶我们就尿他一水壶。

 

 

 

解说:为了宣示主权,1969年5月,新疆军区部署了一次重大的军事活动,丘尔丘特转场,以牧民转场穿过争议区的方式表明中方的态度。当时的农九师牧一队队长徐盛林带领54个牧民,每人背着一头羊试图穿过争议地带时,与苏军发生冲突双方混战一团。

 

袁国孝: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讲究政策的,他当兵的,他们对老百姓不敢开枪,苏联尉官一走来,他(徐盛林)就拿着狼牙棒,照头给他打,狼牙棒是土狼牙棒,就是那么粗的木棍,头这么长,啪啪啪圆圈上楔上洋钉,这后面是把儿,就拿着这就是狼牙棒,结果他一打,他一歪头狼牙棒就打到脖子了,脖子打得(伤)得很深很深。

 

解说:最终转场队伍顺利到达目的地塔斯提,在缴获的苏联枪支中,没有发现子弹,这令中方士兵更加认定,这个超级大国只是虚张声势的“纸老虎”。1969年8月初,中方计划派出一只巡逻分队强行穿过中苏争议地区,为防万一同时派出三个掩护组配合执行任务。
与此同时的北京,在得知新疆军区将会有大动作后,媒体纷纷向江青请求,前去采访拍摄,她想都没想就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于是八一厂、北京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20多位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铁列克提,期待着能亲自见证另一场“珍宝岛”式的胜利。然而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中方的这一番动静全部落入了苏联人的眼睛。

 

1969年8月,苏联边防前哨发现,中国部队向边界迅速聚集,在观测到中方的异常调动后,苏联边防战立即进入警戒状态,紧急在前沿哨所修筑了掩体,两辆装甲车被悄悄部署在侧翼,对于苏军的精心准备,中方一无所知,随着大战的风声日紧,政治学习反而越发密集,中俄历史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政治口号,战士们背得都烂熟于心,朗朗上口。

 

袁国孝:我们被苏联侵占,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法国6个江苏省,12个捷克斯洛伐克,誓死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绝不让侵犯,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解说:那段时间,袁国孝边防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三天天”,早晨“天天”读毛主席语录,晚上“天天”听广播,而“天天训练”只占了一小部分时间,对于新兵们而言,他们都是在抵达边防战后才学习射击,作战中将要用到的枪榴弹袁国孝也只学了3天,临战前一想到即将上阵杀敌,小伙子们兴奋得打了一下午篮球。

 

袁国孝:我怕你啥,那谁怕谁啊,你的个子大你的目标大,咱站两下他不能站起来一下,咱趴两下他也不能趴倒一下。

 

 

 

8月11日,参战的班长提前勘察地形的途中

 

陈晓楠:这是你们对他们的全部的想像和了解,就是觉得他们个子大,所以他们一定好打。

 

袁国孝:好打,只有想胜利没有想失败。

 

解说:1969年8月13日凌晨2点,袁国孝和战友顶着新疆夏夜的寒意悄悄启程,随行的还有10位记者,到达预设阵地后袁国孝和同乡战士尹清启新影厂记者温炳林负责无名高地的东北角,这座石山寸草不生,既无自然地貌做掩护也无法挖掘掩体,袁国孝和战友只能趴在碎石上静静等候,上午7时许天色微明,苏军一架巡逻机突然出现在中方阵地上空,看到这一幕记者温炳林顿时眼前一亮。

 

 

 

左:牺牲的新影厂记者温炳林;右:牺牲的八一厂记者李连祥

 

袁国孝:他说你看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小袁你站到这个位置上,小尹你站到这个位置上,我站的位置高一点,尹清启站的位置低一点。

 

陈晓楠:拍一个英雄形象。

 

袁国孝:温炳林做了四句诗,横眉怒对新沙皇,赤胆忠心保边防,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保边疆。

 

 

 

解说:然而就在温炳林按下快门的同时,直升机上的苏联士兵也拍下了“入侵毛派分子”的人数和装备,9时许中方11人的巡逻队率先走进开阔地,前方突然出现三辆苏联军车,进巡逻队包围,紧接着密集的枪声响起,巡逻队的领队裴映文颈部中弹,时年37岁的裴映章是队伍中年龄最大的老兵,他原本希望这次巡逻可以为他的军人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袁国孝:他已经转业了,光请客请两个月,8月13号走。

 

陈晓楠:他应该就是那一天,他应该是就是转业。

 

袁国孝:可是他有一个老朋友跟他说别走了,听听消息吧,铁列巡逻队执行任务他听说这个消息不愿意(走),非得参加巡逻,结果第一枪打中的就是他。

 

解说:直到战友倒下,袁国孝才真正感觉到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他的想像,有着重型武器的苏军没有给中方士兵任何肉搏的机会,数辆装甲车挟着猛烈的炮火快速突进,空旷的阵地瞬间变成了血腥的屠场,袁国孝慌忙朝着装甲车打出第一发枪榴弹。

 

 

左侧看望远镜者为813战斗时指挥组的指挥员,塔城军分区作战参谋李效智,右侧看望远镜者为八一厂36号摄制组组长冉征超。他们正在密切关注战斗情况。前景可以看出铁列克提的高地实际都是碎石砬子。解放军报记者梁博祥现场拍摄

袁国孝:我对它不是很熟悉,枪榴弹这个东西瞄准度难得很,放了一枪也没有打中,看着这个枪落的位置,离他的这个装甲车还都远着呢,当第二发炮弹装上还没发出去,这个肩膀上一沉,我辈打了一枪,打到这个地方了,都不知道疼,根本疼都不知道疼。虽然不知道疼,就是胳膊不听使唤了。

 

解说:袁国孝费力地装上第三发枪榴弹,还没等他击发耳边只听一声巨大轰响,他瞬间失去了意识。1969年8月13日下午,当袁国孝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在一列火车上,和他并排躺着的是被苏军第一枪放倒的巡逻队队长裴映文还有记者温炳林和战友景长雄,这三个人都身负重伤一息尚存。

 

袁国孝:我穿四个褂子全部被血染红完,就这个袖子没有血染红,景长雄流血也很多,人一流血就渴得很,景长雄说,他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温炳林说,他说小伙子不要叫同志,要坚强一点,宁渴死不能要东西。

 

解说:火车靠站后,袁国孝被抬到苏军医院接受治疗,期间除了医护人员,每天还有大批苏联记者举着相机,争相围观这命被俘的“毛派分子”。逻队。解放军报记者梁博祥现场拍摄

 

袁国孝:那个时候,我的个子也很小,个子又小又瘦,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我虽然是一个17岁的一个青年,但是我的形象是代表着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形象,如果坚强,是代表着六亿五千万人的坚强,如果我的这个软弱给中国人丢脸,那单子就盖到这个地方,万一有照相的一来,就把头一蒙,照相一来蒙住,蒙头不让他照。

 

解说:被俘期间,袁国孝并未遭受想象中的酷刑折磨,一名苏联军官曾审问过他几次,问他叫什么名字,想不想家,参军是自愿还是被强征,袁国孝牢记军令对苏军的提问一概不答,也对自己的命运做了最坏的打算。

 

 

 

铁列克堤之战部分参战官兵

 

袁国孝:拉出去枪毙这是最大的,最大的便宜,最划算了,怕回来,回来丢人,在刑场上丢命是英雄好汉,光荣,当战俘是耻辱,在那你身不由己也没办法,你想死也死不了,想回也回不来,每天脑子就是想,我不能软弱,要坚强。

 

陈晓楠:事后袁国孝才知道当时战斗的具体情况,那一天苏军准备非常充分,出动了10辆装甲车,300余名步兵,而中方的增援部队没有能够及时到达,在巨大的兵力火力的差距之下,铁列克提之战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四个小时之后,战斗结束,中方25名战士以及3名随军记者全部牺牲,在火车上一息尚存的温炳林、景长雄和裴映章,后来也全部都不治身亡,所以袁国孝是唯一的一名幸存者。

 

 

 

1969年9月18日遗体交还的现场

 

苏军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为了证明“毛派分子”曾经“入侵”苏联,他们带走了19具中国军人的遗体,而为了避免再度发生大规模冲突,9月8号,苏联总理柯西金和周恩来进行了会晤,双方达成了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协议,9月18号苏军把遗体交还。
时值盛夏,遗体都已经高度腐烂,而且身上也缺乏证明标识,根本就难以辨认,由于苏联翻译误以为袁国孝姓李,所以大家猜测唯一的幸存者可能是排长李国贞,几天之后新疆军区为牺牲烈士,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袁国孝”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在托里烈士陵园,人们还专为袁国孝修建了一座墓碑。

 

解说:1969年9月23日,苏联士兵强行为袁国孝换上苏联西装和尖头皮鞋,并告诉他可以回国了,一路上袁国孝心情复杂,然而当国出现在眼前时,所有的紧张忐忑全都被他抛到了脑后。

 

袁国孝:一下车他往前一推我,我就往这跑,我认识一个人,我没有走到国门那,我就叫他李参谋叫个李字,他就摆手,他就给我比划,示意我赶紧把衣服脱了,我一只脚站到苏联,一个脚站到中国,脱了衣服,后来脱的还剩一个内裤。

 

 

袁国孝刚过国门,就被换上军装

解说:1969年9月23日,经过41天,袁国孝作为铁列克提战役中唯一的战俘,被苏联释放回国,一入国门,原本满怀耻辱和忐忑的袁国孝,却看到挤满了欢迎他回国的人群,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令他恍然如梦,4天后在塔城军分区召开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袁国孝照着部队为他整理的稿子,做了重点发言,他发现这个发言刻意避开了被俘二字。

 

袁国孝:那个时候名词上不是叫被俘,是叫绑架。

 

陈晓楠:绑架。

 

袁国孝:绑架,绑架比被俘好听一点。

 

陈晓楠:然后讲你绑架以后怎么跟他们斗争。

 

 

 

袁国孝:舌战群敌,我登场的时候,大家整个与会人员,精神都特别集中,你走不到讲台上,大家都开始喊口号打倒新沙皇,讲讲鼓掌鼓掌,讲讲鼓掌鼓掌。

 

解说:回国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袁国孝收获了他此前想都不敢想的荣耀,他不记得握过多少双手,见了多少高级别军官,各边防战纷纷邀请他去做报告,从磕磕巴巴的地念稿子,到声情并茂慷慨激昂,袁国孝逐渐找到了当英雄的感觉,10月1日,袁国孝被请到乌鲁木齐,参加建国20周年的观礼一时间成了新疆军区,尽人皆知的“活烈士”。

 

袁国孝:我爹来了以后,他说这是英雄的爸爸,军区派个车,在那时候车少得很,那个时候,送到第一招待所,托里落了一架飞机,落架飞机,那原先那卫兵围着,根本就不叫老百姓进,去几个当兵的跟俺爹一块去的,这几个人说,这个不是别人是袁国孝的父亲,那当兵的啪敬个礼,请英雄的父亲去参观,这句话听来很简单,其实心里激动的很。

 

解说:原本收到儿子阵亡的消息后,袁国孝的父母悲痛欲绝,母亲更是一病不起,得知儿子生还,父亲连夜赶到新疆与他相见,演讲间隙,袁国孝和父亲来到了托里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铁列克提之战的28位烈士,他们中最大的37岁,最小的17岁,其中有9名新兵和袁国孝同时入伍,这是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却也是最后一次。

 

 

铁列克提之战牺牲烈士长眠之地

袁国孝:都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每天在一块打篮球,每天在一块摔跤,说走就走了,说没就没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解说:在墓碑上,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中间,袁国孝猛然发现了令他瞬间震动的三个字李国贞,他知道,那里刻下的原本正是自己的名字。

 

陈晓楠:你当时站在那个本来是你的墓碑前面,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就是真的有可能是自己躺在这,那会又是什么感觉?

 

袁国孝:我说李排长,这个墓碑本来是我,本来是我,现在是你在这安息,很对不起。

 

 

 

新疆军区副司令徐国贤看望袁国孝

 

陈晓楠:所以这个生死在战场上就是一线之间。

 

袁国孝:就是一秒之间。

 

解说:两个月的巡回演讲归来,原本在众人眼中有着大好前程的袁国孝,却向部队领导提出希望回家照顾母亲,两年后,他的复员申请被批准,19岁的袁国孝返乡,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

 

然而返乡后,袁国孝却发现他的英雄光环早以退去,乡邻看他的眼光渐渐异样,甚至有时还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一天在与生产队长因琐事发生口角时,对方终于当面对袁国孝说出了那让他如坠深渊的两个字。

 

 

 

战后,铁列克提边防所部分官兵

 

袁国孝:不跟你说那些,你这个人是叛徒,最怕听到这个词,这句话说我是个叛徒这句话,比杀我我心里都难受。

 

陈晓楠:他们不知道原来部队上对你的宣传吗,你不是曾经立过功,当过英雄,做过报告,他们不知道吗?

 

袁国孝:如果我是英雄不是叛徒,为什么叫你转业回来。

 

解说:乡亲们无法理解,不少同乡战死铁列克提,为何只有袁国孝一人生还,如果袁国孝被俘后没有变节,为何回国后没有被部队重用,反而默默返乡,面对种种质疑,袁国孝选择了沉默。

 

 

 

袁国孝:跟谁理论都没用,像写字一样,字是黑狗,越描越丑,越理论你丑的越狠。

 

陈晓楠:后来那你跟他们,你跟自己家里人讲过你的战斗经历吗?

 

袁国孝:跟谁都不讲。

 

陈晓楠:为什么呢?

 

袁国孝:确实给国家也流了血了,给国家争了光了,落个可悲的下场再讲心里难受,像我们农村的说法,从天上掉到地下,又滚到井里,落差太大。

 

解说:当时正值文革期间,背上了叛徒的罪名,袁国孝和家人自然成了众矢之的,1976年“文革”结束,1981年包产到户,但袁国孝的“坏名声”却仍然像恶梦一样如影随形。

 

袁国孝:那一年我住院,人家别人住院就是打那个吊瓶都是白天打,我都是晚上打,晚上七点钟以后开始打,打到天没亮,就是凌晨两三点结束,天明这个五六点,我就起来上下面去收辣椒,收了辣椒去卖。

 

陈晓楠:好像有一种憋着一口气。

 

袁国孝:要搞点声色,我脸上就光鲜一点。

 

陈晓楠:你觉得挣了钱以后,大家能更高眼看你了吗?

 

袁国孝:钱是万能啊。

 

陈晓楠:数十年沧海桑田,1991年苏联解体,当年的中苏边境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边境,1999面中哈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公报,当年发生激战的争议地区,被正式划归了中国,2008年新疆军区把当年的主阵地无名高地命名为“忠勇山”。

 

时隔39年,袁国孝再一次回到了铁列克提去祭奠战友,那个时候他明白了,埋在这场惨痛战役之上的烟尘终将散尽,而作为战场上真正的作战人员当中,唯一的一位幸存者,他觉得他有义务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这样战友的血才没白流。

 

成为“辣椒大王”之后,富起来的袁国孝,开始定期组织乡里的老兵聚会,还自掏腰包举办了铁列克提之战的纪念活动,“叛徒”的流言近年间也渐渐地消除,但是袁国孝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他不知道到底怎样,才算真正找回了一个战士的荣光。

 

 

 

 

 

2008年5月,为永远铭记烈士们的业绩,新疆军区决定,在当年我方那座除一人外全部阵亡、最激烈悲壮的无名高地阵地,建立烈士纪念碑,无名高地命为“忠勇山” 6park